转发国家经贸委办公厅关于编制第三批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双高一优”项目导向计划的通知的函

上一篇: 铁岭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下一篇: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调整存款准备金账户计息积数处理办法的通知

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构建
朱晓东
【原载】经济法网http://www.cel.cn 【文章编号】CEL9461
【摘要】提起药品召回制度，现在人们已并不陌生。但是，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现状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药品召回制度尚属空白。因此，本文以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为逻辑起点，在分析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具体方案。
【关键词】药品召回制度 必要性 构建
【正文】
　　提起药品召回制度，现在人们已并不陌生。2002年的PPA事件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2003年又发生了龙胆泻肝丸造成尿毒症的事件；2004年，在武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倡导下，该市20家药品生产企业联名向社会倡议并公开承诺对问题药品实施召回；2005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自2006年起北京将逐步在一些大型药品生产企业中试推行药品召回制度。这些新闻使人们逐步熟悉了药品召回制度。其实，药品召回制度是国际上盛行的、非常成熟的药品市场管理制度。美国、日本、英国等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备的召回标准，在药品召回的程序、监督和赔偿等方面的规定都非常明确。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建立药品召回制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监司颜敏透露，自2001年11月到目前为止，我国已通报了30多种药品的不良反应信息。但是，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现状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药品的召回也属空白［1］。因此，本文以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为逻辑起点，在分析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具体方案。　
　　一、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　
　　召回制度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制度，很多国家都将其写入了法律。在我国，2004年3月15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公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首次制订的全国性的产品召回制度，一时间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我国对药品安全性的不断重视，有关医药产品应实施“召回制”的话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然而，我国至今尚没有在法律上确立药品召回制度。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构建药品召回制度，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药品召回制度，是保证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措施。消费者个体在与企业的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药品作为防病治病和保障人们健康的特殊商品，跟消费者的安全权息息相关，药品的安全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药品不良反应应急的后续手段，召回发生不良反应问题的药品，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消费者，避免可知的用药风险。所以，国家的立法应以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前提，确立药品召回制度。　
　　另外，随着我国对药品安全的不断重视，消费者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实行药品召回制度十分期待。2003年《中国消费者报》与中国社会调查所联合开展的一次关于全国药品售后服务质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8 200人中有65.7%的人认为构建合理的药品召回制度非常必要。在2004年“3.15”的“健康维权”这个大主题下，高达73%的被访者认为“食品与药品安全问题”是其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2］。　
　　第二，构建药品召回制度，是维护药品生产企业利益的必要措施。药品召回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从短期看好像对药品生产企业的发展不利，有可能造成企业背负沉重的赔偿开支、产生品牌危机及股价大跌等。但从长远来看，召回制度对生产企业也是有利的，它不但可以将可能发生的复杂、麻烦的经济纠纷简化，将可能发生的更大数额的赔偿降低，而且“召回”了消费者的信赖，维护了企业的良好形象。理性的消费者并不会因为企业实施了“召回”就全盘否定该企业，召回缺陷产品也不会导致企业一撅不振。美国食品召回研究表明，严重威胁消费者身体健康的第一级食品召回，从发布召回新闻稿起企业股价大约有一个月的异常波动，会导致企业利益受损；对公众不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缺陷食品召回，企业利益基本没有负面影响［3］。相反，生产企业只有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才能最终赢得消费者信任，使企业得以长期生存和发展。　
　　同时，出台这项制度能给生产企业施加压力，督促他们严把药品质量关，让生产厂家真正重视药品的质量问题。召回制度能够提高药品生产企业对药品不良反应的预警意识。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药品生产企业在药品说明书中会尽可能地载明药品的不良反应症状和用药注意事项，尽到提醒、告知的义务，这样，不但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企业也可以因此正当的免责。　
　　第三，构建药品召回制度，是完善我国药品市场管理制度的必经之路。构建药品召回制度，有利于调整我国对药品市场的管理模式，督促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从药品上市前向上市后延伸。由于药品上市前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些需要较长时间观察才能被发现或迟发的不良反应、相互作用等，如果未能在药品上市前被发现，就对消费者用药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召回制度能够弥补我们在药品上市后监管方面的不足，完善药品市场的管理制度。　
　　第四，构建药品召回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美国、日木和欧洲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备的召回标准，施行了有效的召回制度。中国己经加入WTO，我们的经济更加开放，国外的商品、企业要进入中国，而中国的商品、企业也要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按国际惯例办事将不仅是语言、而是切实的行动。国内企业应学习国外大公司的规范性做法，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保护中国消费者的利益，我国应该尽快构建和健全药品召回制度，并尽快形成全面细致的管理体系。　
　　二、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　
　　（一）、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不利因素　
　　第一，相关制度建设尚不完善。药品的召回制度与药品的损害补偿制度、药品的不良反应应急处理机制密切关联。目前制约我国推行药品召回制度的瓶颈就是与之相关的药品上市后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尤其是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还很不成熟。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是构建药品召回制度的前提条件。现在，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工作正不断被加以强调和重视，但目前全国范围内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率仍然很低，很难形成召回的依据。此外，我国针对已上市药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也较少，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和体系。　
　　第二，来自药品生产企业及相关销售商的阻力。药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不愿意甚至隐瞒药品不良反应的原因，就是担心不良反应事件向社会通报后，公众会把不良反应当成是药品质量有问题，进而给企业带来品牌、信誉甚至是生存危机。同时，药品在召回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利益的损失问题。以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目前的经济承受能力，这种损失很可能会直接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企业不愿对问题药品进行“召回”。　
　　第三，药品知识和法规知识普及不够，药品消费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随着我国医疗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居民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走进药店自行采购药品，然而他们对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药品本身的知识却知之甚少，提到药品的不良反应，有95%的消费者将其混同为药品质量问题或医疗事故［4］。面对药品不良反应带来的生理、心理以及经济损害时，更多的消费者显示出的是在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上的薄弱。因此，大多数的消费者都只是自动放弃服用问题药品，而不会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二）、构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有利条件　
　　虽然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构建有诸多的不利因素，但是，也有以下有利条件：　
　　第一，我国其他产品召回制度的确立，为药品召回制度提供了经验。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的药品召回制度，但是，我国的其他产品已有召回的先例。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要求对国家监督抽查发现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插座予以强制收回，消费者可以退货，同时，生产企业限期收回有质量问题的插座，经销企业要将这些产品全部撤柜。这是我国首次强制收回某项产品，预示着我国产品召回的开始［5］。同时，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全国性的法规、规章如2004年3月15日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公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如2003年1月1日，上海市修订实施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正式确立了召回制度，条例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生产或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也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伤害的，应当立即中止、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停止提供服务；商品已出售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销毁。这些法律法规初步建立的召回制度，为我国构建药品召回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制度（ADR）的确立，为药品召回制度奠定了基础。 　
　　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制度是消费者安全用药的保证，是实施药品召回制度的基础。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试点，于1999年11月25日开始实施的《药品不良反应检测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制度的正式确立。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制度是实施药品召回制度的保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检测的结果，及时作出评估，决定是否召回缺陷药品。　
　　第三，国外的药品召回制度，可以作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实施药品召回制度多年，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依此构建的药品召回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如美国实施药品召回制度是世界上最早、发展最成熟的国家。我国可以借鉴其成熟的制度，制定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召回制度。　
　　第四，严格的销售制度，为实行药品召回制度创造了条件。我国的药品购销有严格的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销)货单位、购(销)货数晕、购(销)价格、购(销）货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生产、经营企业运用购销登记制度，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缺陷药品，便于召回药品。这种严格的购销登记制度是实行药品召回的坚实基础。　
　　总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法律的不断完善，都为我国实行药品召回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药品召回制度的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药品召回制度的构建应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完善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制度及相关制度。　
　　近年来，ADR的概念己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接受。特别是2004年3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联合公布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与监测管理办法》将ADR监测与报告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6］可以说，ADR报告制度是构建药品召回制度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形成成熟的ADR监测体系，才能为召回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我国的相关规定缺乏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未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药品管理法》第71条只规定了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制度，对已确认发生严重ADR的药品，国家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采取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该药品的紧急控制措施。又如，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中，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提出了“发现可能与用药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时，必须在24小时内向当地药监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的要求外，几乎没有其他法律对已上市的药品进行监管。法律上的空白导致了对缺陷药品管理的低效与无力。　
　　我国目前尚无一家药品生产企业实施药品召回制度，其瓶颈就在于我国监测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我国有关ADR的报告率太低，无法形成召回依据。而且，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信息显示，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绝大多数来自医院，而企业报告的并不多。北京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统计，在该市的5900多份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5700多份都是出自医疗卫生机构，药厂、药店报告不足200份。而在国外，医院与药品生产和零售企业报告的比例一般是1：1。［7］　
　　另外，我国与药品质量有关的法律仅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药品管理法》，其中针对缺陷药品的防范和处理仅有原则性规定。因此，完善相关法律并制订相关的实施细则已刻不容缓。　
　　（二）构建药品召回制度的基本内容　
　　应该说，现阶段我国对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监测工作十分重视，一直努力完善不良反应预警——不良反应应急——不良反应补偿这一机制体系的建设。但是，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及时发现问题药品、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和权益，如果只发现问题却不能有效解决，对消费者来说于事无补。而要提高不良反应的解决率，构建药品的召回制度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参照美国FDA药品召回制度［8］我国药品召回制度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召回制度的方式和分级。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药品召回制度，召回方式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主动召回(voluntary recall)，第二种是强制召回（compulsory recall)，无论是哪一种召回，都必须在政府行政部门主导下进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药品召回制度应当在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的主导下，采取鼓励自动召回为主，强制召回为辅的召回方式。　
　　根据药品缺陷引起的损害程度，我国召回的药品可分成三级：第一级是最严重的，消费者服用了这一类药品将危害身体健康，或者严重延误病程，甚至导致死亡；第二级是危害较轻的，消费者服用了这一类药品可能不利于身体健康，或者延误病程；第三级是一般不会不利于身体健康，但若服用，可能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如因标签、标示有错误，不能完全反映药品的内容等情况。召回级别不同，召回的规模、范围也不一样，召回可以在批发层、零售层进行，也可以在消费者层次进行。　
　　第二，召回的启动和程序。　
　　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启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依申请，药品的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在发现其生产或销售的药品存在缺陷时，应当及时向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报告；二是依职权，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得到消费者举报或者从其他渠道得到药品有缺陷的信息，应当责令生产企业作出报告。　
　　药品召回启动后，可以依以下程序进行：首先，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收到企业报告或消费者举报后，应立即对药品是否存在缺陷进行评估，并根据药品上市时间、进入市场的数量、流通方式和消费群体等资料评估危害程度，评定等级。第二，认定药品有缺陷并应当召回的，生产企业应立即作出召回计划，经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批准后立即实施；认定药品虽然有缺陷但可以不召回，而生产企业为了自己的信誉，主动自愿召回的，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应当鼓励。在药品监督管理机关作出评估报告之前，生产企业勇于承认问题，并主动自愿召回自己生产的药品的，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可以宽大处理，可以减轻对其的行政处罚。最后，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企业的召回评价报告，决定何时结束召回，并书面通知生产企业，结束召回程序。　
　　四、结语　
　　药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药品安全监控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药品实施监督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尽量减少药品的安全隐患和对消费者的损害，同时也能有效维护药品生产企业的利益。要保证我国的药品安全，不仅必须健全法律规范体系，推行药品召回制度；还应当培育药品生产企业、经销商的诚信自律意识，培育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这样才有助于我国药品市场的成熟，真正保证药品的安全性和有益性。期待着我国药品召回制度在我国早日出台，并能在公众和政府的关注下不断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
朱晓东，男，1977年生人，河北馆陶人，河北经贸大学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注释】
　　［1］张伟，北京为药品召回探路［N］，医药产业资讯，2005年11月第2卷第19期。　
有关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律师行为规则

范 一 丁

—————————————————————————————
摘要：相关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缺陷,律师行为不仅需要从一般规则的普遍性寻找路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在“在规则之外”寻找“规则”,即个人的行为路径,并不等同于“业务指引”仅“指引”对法律规则的行动运用,这尤其体现在相关保护中小股东权的法律不足和经验的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律师行为迷失所亟需的有关发现和对这种发现本身的认识,其实本文有关“发现”了的“规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种“发现”应有的方向和持续性过程应有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律师行为规则
—————————————————————————————
律师操做规则的行为应当包括其对法律发现的实践，也就是：“法律的适用”仅“只是法律发现的一种情形”〈1〉，而这种对法律规则以运行决定其存在的规则发现的必须，是因为“只从法律规则得不出法律判决”〈2〉，“一个案件”形成一个“事实”发生在“法律规范”中，“一直是一个创造性行为”〈3〉。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中弱势者相对于法律保护的弱势，并不仅只在于法律的空缺和不当，而更在于对已有规则的运作是否体现了可创造性的发现。
一、经验不足：法律局限下的运作失误
对经验不足的应有分辩，不仅在于对过往事实（法律和事实本身）因确定性需要,而对形成结论的类推企图感到缺漏，而且在于现有实践对经验的依赖性的批判缺乏认识，显然，法律局限不仅是指在现有状态下法律规则的设置不当和缺漏，而且是指这些规则本身因缺乏实践的应验而往往因“长期无实效”成为“被废弃的规则”〈4〉。
1、原则不清所造成的方向迷失
《公司法》总则对其原则的规定并不明确，仅见于目前教科书中的学理性归纳，即责任有限原则、股东保护原则、管理科学原则、交易安全原则和利益分配原则〈5〉。问题是由于对这种类似的归纳（或抽象）是否正确的疑问，一方面会造成对规则的目的和价值观丧失，另一方面则必然影响律师操做行为的方向（潜在的目的）。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就原则而言，能找到的对应是“股权保护原则”，相应的法律条文是《公司法》第一条，有关“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而这一原则所体现的对利益均衡的抽象，其实现的必要路径是“管理科学的原则”，但“管理科学”本身并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概念，在与其它行为的意义相冲突时并不具有排斥作用，即与“不科学管理”的行为相对立时，并不能看出它的强制性区界。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在《制度法论》所说：“法律原则牵涉到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目的”，“法律原则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会点”〈6〉，以原则所体现的“规则的目的”而论，其含混不清不仅在于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具体行为规则目的体现不准确，而且在于这种决定法律体系目的的原则本身，是含意不明和归纳失准的。
（1）整体性丧失。律师运作规则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虽然不能也没有必要定格为一个统一模式，但对这种结果好和坏的内在感受是必然存在的。由于原则欠缺，在目的上使行为本身失去方向，如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存在与资本多数决定原则相遇时，仅以委托人利益为目标（以受大股东或小股东委托为依据），是不能得到原则冲突之间可调谐的整体性结论的。公司的“人合”与“资合”在“转变中的社会”中，“法律的转变”如何体现？关于“准确性的悖论的产物”，应找到的是“法律变得更加结构开放”，是“随着它的渊源的丰富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必须“考虑多种目的”，因为法律只是“一种责任伦理”而非“最终目的的伦理”〈7〉。难以说清在大股东的内幕交易中，是否有“律师运作”的影子，但整体性丧失的含意不仅是指内省式的道德尺度丧失，而是指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所明确的行为方向失误。
（2）动机不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动机不能仅仅归之于“受人之托”，但在现有法律依据上，若仅只从“保护股东权益的原则”出发，是很难得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行为根据的，因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权益平等，不可能仅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然而，行为动机的潜在性往往决定了律师行为从起始到后果的轨道和方向，“保护股东权益”的原则无疑包含着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权益平等的制衡性要求，即虽然需要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却不应损害大股东权益，反之亦然，然而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公司法条款所明确的规则中，并不能体现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应有的强调和明确。这里并不是强调公司法要有一条“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原则，“股东权利平等”原则的内涵应有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强调，并应在具体规则中贯穿，即使原则的“虚幻”被改变。
（3）任意性行为的错觉。关于尽快制定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的呼吁〈8〉，给人的错觉是关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既然要在《公司法》之外另立它法，那么《公司法》就应与此无直接关系。似乎在现有状态下，“法无成规，行为即可无度”，这种错觉中的迷蒙状态一直是有所伴随的，而与此相应的有关对《证券法》在制约“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行为时体现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9〉的要求时，也似乎都在表明原则不清的现实 状态下行为尺度丧失，即以“行为可无度”的感受所影响的对“正义”追求，在此迷局中信念难存。虽然从现象上看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欠缺是在于具体规则的不足，但根源却是在于现有公司法原则所存缺陷，从现有原则的一般意义是不能引申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则的，也就是说，原则并不体现其应具有的针对性，至少在于“保护股东权益原则”或“股权平等原则”的表述中，应加上有针对性的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特别需要”，即应有对“股东平等”原则的内涵予以充实和限制其外延的必要表述。
2、规则欠缺所造成的律师行为失度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具体法律规则的欠缺，所造成的后果对律师而言并不仅只是在于无法可依的难度，而是在于这种现状所形成的律师行为针对性的职业规则在此区界内的失准，或者说是失去意义。
（1）阐释者误区。 对法律规则的阐释，包括律师履行告知义务中的说明，以及引导行为中的从一般（法律规则）到具体的个人行为方式、方法的设计和提供。然而，现有的因这种阐释的差别而发生的“同行之争”，除去律师自身的局限性外，所导致的难有定论和混乱现象的出现，不得不让人审视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
告知义务的塌陷。义务的捆绑是以履行者为对象的，对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律师执业从开始到终了，履行告知义务是一个过程，因告知的“蓝本”缺漏，将会使因这种义务本身的塌陷而致律师陷入难以自拨的境地，这种状况的典型表现是所谓“明白和不明白”的现象：即因为明白“法理”或明白“法律规则”的“漏洞”，而变得“不明白”，从而陷入其中。告知义务履行者，是具体的行为者而不是授课教师，告知失误，义务将行捆绑而不得解脱。郑百文虚陈述案，于2001年9月由中国证监会给予处罚，其在上市前“制作虚假上市材料”，以“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虚增利润”，以及存在“股本金不实、上市公告书重大遗漏、年报信息披露有虚假”等〈10〉，事件发生过程中，公司上市前的律师“法律意见书”是如何做的？是“告知”还是“没有告知”当事人或审批机关，但既便是“不知情”，也存在审查失职的情况，在这里，问题并不是律师有规而不行的过错，而是在于律师因提供“法律意见书”而审查材料是否属实的“可能性”在哪里？也就是律师有没有依法律规则去实现这种对事实进行审查的“权力”？事实上是没有类似的规则的，律师只有“尽职”的义务，而无“尽职”的路径。
代言人角色的借位。科龙罢免顾维军的“独董风暴”，律师参予竟选“独立董事”，其参选的方式是公开征集投票权，而征集投票权的依据是中小股东们的响应，然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科龙中国内的流通股本只占总股本19.61％”，必须有超过30％的流通股，从而超过顾维军的26.43％股份才行，但“分析人士”指出，“仅持有100股科龙公司股票”的叫板者本人，“似乎要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11〉，在这里，发生的错位不仅是指律师是做为中小股东的“代言人”（代表人），还是自已就是“中小股东”，与“独立董事”身份之间的“代理行为”（代表行为）之间含意混同，而且，有几层问题值得分析：一是如果股东投票选举成功，固然可以做为中小股东代言人而成为“独立董事”，但其身份是公司管理人员，而这种身份显然是不能履行律师职务的；二是如果以律师身份成为“独立董事”，但是不能通过中小股东投票权的征集而实现，只能由“中小股东们”委托保护其利益，建立法律上的委托关系，但是“委托后”能否参选“独立董事”，其被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合法方式”在哪里？显然是依据欠缺的，不仅在于现有公司法无独立董事的规定，而且2002年1月7日中国证监会中字经贸委制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独立董事”的规定中，对“选举产生”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只能按照一般董事产生程序办。对“独立董事”应“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第50条）的规定，仍然没有具体的“理由”（或动机？），只能基于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同样并无实际的“权力”体现。这里同样存在的是，律师职责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欠缺所造成的角色混乱；三是律师参选独立董事是否符合“职业准则”？当然并不是仅指符合现有的有关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定，就即便是从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以及由此引伸出的应有的行为准则上看，这种参选行为显然不能确保其仍“独立于”当事人利益之外的“执法者”地位的，反过来说，如前引法律法规并无规定律师是否可以成为独立董事（以律师身份），这是对律师法或律师职业相关准则的考问无疑，然而问题发展至此有重大疑问的是：律师如果做为“独立董事”而为“中小股东”代言，但又不能履行律师职务（或者说履行了律师职务也为现有法律所不认可），那么，其行为动机和意义何在？效果又如何能有保障？都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这种“义举”行为背后种种的疑问所存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行为的后果其本人是要承担的，在法律并无规定的情况下，这种承担是个人行为所致的“法律责任”（却往往可以找到根据），防还是不防，当慎思之。
（2）行为者的歧途。代理行为的“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对法律规则的进入，因对“实践中的智慧”追求的满足感，来自于为“卷进事务的，渴望能提供真正审慎建议的”而实现人们的“深层次的价值”，而使自已的工作“具备的内在价值”被自身认识的信条〈12〉，在面临考验。律师在“利益驱动下”的参予行为，扰乱了遵行法律的目的，而代理人身份的两重性，在为自已和为委托人利益而行为的过程中也往往会使这种目的变得不清，然而，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的“法律责任”和“受委托的责任”，却并非有形成一致性可能，法律责任本身的来源不清（为什么要承担这种责任和究竟有那些责任），与委托责任实现的途径不明（法律规则的疏漏），所造成的交织于一身的后果，只能是处处皆似歧途。
迷失的“自我”。代理行为基于委托，或公司或个人，前者在股权“资本多数决定”的原则下，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与大股东愿望相悖的（在侵权发生时），受委托的前提（理由）因此丧失，而对于后者，如仅对受中小股东委托而言，则必然不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内（中小股东做为个人甚至连对公司经营的知情权尚不能体现〈13〉），除了在权益被侵犯的后果形成以后，代为诉讼外（其可诉性尚在争论不休），并无他法，这种受托实无作用，显然，左右皆不逢源，律师的位置在哪里？然而“介入”情况确实存在，但必然是对自身的背离，一是受公司的委托，服从于“多数决定原则”，所为实际上往往在侵犯中小股东权益；二是以“独立董事”身份“介入”，但“独立董事”只能受公司聘请，因此打着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旗号，很难成功地进入，而行使“调查权”，除了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外（被轻易拒绝），这种调查权在侵权行为尚未发生时是缺乏根据（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尚未被合法确定），因此，无论是以“独立董事”身份，还是行使“调查权”的介入，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背离。银广夏虚假会计信息披露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是大的，经理期权的失效，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失职〈14〉，仍然是由于大股东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的作用，其它人员尚且不论，仅就具体操作执行的会计师而言，其对自已身份的“背离”，类似于律师做为公司法律顾问所面临的困惑，在实际运行规则的驱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由此看来现行诸多书面规则皆似于“原则”而悬浮于空），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角度看此类问题，也就是在虚假会计信息的制造过程中，律师如何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如前所述，受委托的身份决定了：一是不可，二是不能，但律师的“虚位”是要设的，坐此“虚位”者，必然因“虚”而迷失于自我真实身份的消失。
迷离的路径。实现权利的现实中路径只有以法律规则来体现，才具有确定性，并和公开、公正当以及普通性相关联。“中小股东告状无门”系因“门槛太高，或成本太高”〈15〉，相对于律师而言，其“代理行为”因路径断缺，难以存在。江苏琼花赔偿案所反映的公司法关于公司大股东或经理层侵害了其权益时，只能要求停止侵害，而无法索赔的现状（《公司法》第111条）〈16〉，是律师做为行为者走到了最后的穷途；而另一方面，对于“法律与执行两张皮”的问题〈17〉，因“可操作性太差”，使律师行为有效性失去保障，虽然因此而拥有多种选择的余地，但却会在多种可能性的迷离中丧失其行为有效的确定性，以及对其价值体现的正当性张显的判别标准，并因此而承担行为失效后的风险。法律和法院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不打开大门，律师行为正当性将失去支撑。
迷惑的使命。律师因法律存在而存在，其负有的法律使命是具体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显然是社会责任而并非仅只是法律的责任，但在与法律相关时，则无疑让律师做为法律人而负有使命，然而在实际行为中，因法律只有“原则性”的“条款”（“条款”的“原则性”规定，并非仅是试图包含，而是理论不足的体现），律师因此仅具有名义上的使命，但却被要求做出实效来，显然是让“公鸡下蛋”。律师们试图以“没有规定，都是可为的”的观念指导行为，难以确保自身的存在，后果往往的自掘陷阱。2001年11月17日最高法院对“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的判决，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理解为是对公司行为的限制”，虽然在名义上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但“违背了《公司法》的立法原意”，因为1993年的《公司法》“还想不到要保护中小股东权益”〈18〉，最高法院“创制规则”被质疑，而律师“创制自已的行为规则”，所受质疑则更加明显，法律的现有设置并未赋予律师“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使命，包括“原则”上的要求和行为的“规范”。问题是，目前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包括“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规范股东大会，引入关联股东或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和累计投票制，不断强化信息披露等”〈19〉，但行政管理规则所强调的“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对于居中裁判的法院来说，“需要的不是与行政监管部门保持立场上的一致”，而是要“公正地裁判”〈20〉，那么，律师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是“法律使命”还是“社会使命”？其为后者，律师“忠于法律”的义务存在，是有所动摇的，社会责任是“人人有责”，然而人人有责维护的社会正义是“主观价值判断”，是法律做为“一门科学”所“不能回答”的〈21〉，在法律尚未能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律师如果依据行政监管规则判断和办事，最终却无法律的认可或无法认可，“不利的责任”由谁承担？因为监管机构的对象是当事人本身，律师的代理行为，不仅代表当事人的意志，还代表法律的“干预”或“调整”，现在法律空缺，那么律师仅代表当事人而行为，行为的依据在于“委托关系”，即便是遵从监管机构的规则仍然有错（法律判断在行为裁判），如红光实业欺诈案，小股东在起诉后法院不予受理，“裁定驳回”，代理律师将如何领悟其“使命”和解释其行为的后果？法院的裁判理由是不能确定小中股东亏损是由被告虚假陈述直接造成的，红光实业在股票市场上的违规行为，应“由中国证监会予以处理”〈22〉，也就是说，中小股东亏损也就亏损了，“虚假陈述”责任是当然存在的，但法律认为“无法判断”，那么，律师又是如何判断呢？或者说，判断的理由足够充分又有何用？这种行为无果的行为动机是否合理（除收取代理费以外的原因），有关“使命”受到质疑是当然的。
二、行为不当：现实条件下规则的可能
从现实条件下的规则找到不足和空缺，而以行为的正当弥补，无疑是任何条件下（法律永远涩后于现实）的律师行为方向。“利用法律漏洞”的非善意行为，不是“正当”的行为，而正当行为的理由或可能性是在于：法律规则做为“活的条款”的可伸延性，因为“法律”只不过“是对法官在面临某具体案件时将如何行为的预测”〈23〉。关于“法律是规则还是活动，或是兼备？”的问题，以有关“法律推理中”的“权利和道德原则”因素的必要〈24〉，在法律规则之外的存在，是法律存在的条件（制约），法律的缺漏处并不是真空，“真正制定法律的是一国公民的生活实践”〈25〉。
1、尽职调查的发现。并非对事实的发现是惟一的目标，律师行为的意义的另一层含义，或者说更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发现适用法律的行为规则本身。这并不同于要试图归纳出普遍性的“业务指引”，而是指在这些既有成规的空缺之处，律师应当为自已找到正确的行为规则。尽职调查，首先要明确的是委托人是谁，并因此而确定调查的目的。受法律责任的驱使（中国证监委关于《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3—律师法律意见书和律工作报告》，第一次确立了“尽职调查”的概念使用）和公司的聘请（委托）之由，与受“中小股东”委托的情况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绿卡”似的通行证，而后者在条件不同的情况下，所谓“尽职”的含意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受个人水平、能力与调查对象不同的限制，无论是因中小股东行使召集股东大会权力的需要，还是因侵权诉讼寻找证据准备，必然取决于个人努力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
显然，每一案件的不同事实，必然造成在“业务指引”之外的特殊性，关于“如何进行尽职调查”的回答并不能局限于直接的问答，而是需要不断地在具体行为中体现对规则的运用，或者说体现出创制的行为规则，还有就是关于上述基于“法律责任”的强调和公司委托，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需要的委托责任不同的是在于：一个是事前，一个是事后，前者如中科 创业重组前已烂掉，为配合二级市场庄家炒作，包装利润〈26〉，在炒作之前必有的“法律意见书”，在事件发生之后看来，是当时佯装不知还是水平和能力有限？后者如红光实业虚假披露公司信息，在中小股东知道利益被侵犯之后，尽职调查发现的意义，对律师自身而言，只能是找到有关部门为解决问题（弥补或赔偿）而提供有效方法的“行事路径”，而不仅仅是为遵从法律规则或行业规则（业务指引）所规定的方式或方法去行事。
2、法律意见的指引。相对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责任而言，律师即时的法律意见“指引”，是指恰当的对象确认和对行为正确的意见提出，以及让目标对象采纳其意见的方式的应有包含。福建三农襄阳轴承和燃气股份在2003年3月刚实施配股，转眼到7月份竟然成了亏损公司〈27〉，虽然期中财务报告并非要有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即时的“法律意见书”有或没有并不是所要讨论的，关键是在于随时应有的法律意见是怎样提供的，更要强调的是，律师若干行为被“忽视”并不表明律师的法律意见指引是否得当，而是在于提供“指引”或者是提供错误的“指引”过程中，没有找到律师自身行为的“指引”，仅是屈从于案件当事人一方的需要 ，以法律的缺漏给这种做法找到理由和“可能”。
3、派生诉讼的选择。股东提供证据的工作核心，不能不与法律规则相联系，但这并非能等同于律师为自已行为的选择所做选择。2004年8月，小股东诉红石公司“信息披露虚假”案中，律师的代理行为在与法律的靠近过程中，由于法律程序或实体规则对“谁动了中小股东的奶酪”问题〈28〉的回答含混不清，导致律师行为的选择难以言表，从而有其异途，虽然有达到目标的可能，但意义并不相同。
三、后果不明：异议中的补救措施。
对于尚处于讨论中的修改方案，以及有关修改的诸多建议所反映的规则未立之处的空白，使律师所面临的是这种现实状态下的行为，显然不能以“法无定论”而可“任意所为”，行为的无可回避迫使对选择正确提出要求。当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后果”时，律师为体现法律救济而“自行其事”（法无定则之故）的情况，十分必要予以整饬的。因为律师做为行为者在具体案件代理中的行为规则的特殊性，要体现的是具有可被普遍认可的共性。如异议股东股价价值评估权、表决权集合（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等尚无完善规定，但这并不等于可在这些若干空缺之处的混乱中“乱来”，也不能以此为错误寻找“理由”。
（1）累积投票制度的试行。相对于累积投票制，律师行为的“试行”是指：既然要有效（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而言），行为就不可能对有积极作用的制度采取回避态度，由于累积投票制度是公司表决机制改进的方向之一，但表决机制本身实际上相关于表决权的适用范围的确定（选任或解任董事、批准公司组织结构变更等），股东会议种类及目的性的确定（定期、临时和特别会议），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制定（召集人、会议通知、法定人数的确定）等〈29〉，累积投票做为投票效果的计量方式，在实际适用中与表决权代理、代理权征集、表决权托〈30〉等，表决权行使方式相关，显然，律师行为必然贯穿于其中，包括具体的公司表决机制的设计（这当然系于委托人的意愿，多数决定原则下的大股东做为代表公司意向的委托，是难以提供这种机会的），具体履行表决权代理、征集、信托的直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是做为表决中的在场证人（提供咨询、制作有关法律文件，实施相关既定的合法程序），但因公司“意思自治原则”，上述制度的试行，在法律尚未确立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律师的行为规则不是指具体设计或操做这些行为中，而是指在操做这些制度的的行为所试行的“选择”，使之成为因“行为”而有的准则。2002年1月7日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条对“上市公司”实行累积投票实行“许可主义”的“选出式”原则，即规定上市公司“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但同时又实行“强制主义”原则，规定“控股股东比例在30％以上的公司，应当采用积投票制度”。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半数以上控股股东持股在30％以上的公司陆续实际了积投票制度”〈31〉，但该制度实行中的问题，一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如“增加了不良股东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谈判力”，“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使董事会议而不决”〈32〉等，二是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如持股比例与大股东悬殊太大的二股东或小股东，适用累积投票制度“实际作用不大”，对占有上市公司40％的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股东绝对控股公司，“累积投票制度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33〉，并因此必须公开征集投票权相结合，对上述两方面的缺漏，律师在为公司设计具体累积投票实施细则中，必须对利益均衡制约做出思考，决定其出发点和方式方法，进行选择和创意，然而这是不可能有统一模式的。
（2）独立董事制度试验。对选择独立董事的程序操做，或做为独立董事的代理人，以及担任独立董事，是律师作用相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体现。证监会2001年6月18《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做为该制度运行的蓝本，但在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上，未规定控股东和大股东的“回避制度”，造成中小股东“无法保护自已的利益”〈34〉，而有关为“抑制大股东在独立董事产生机制上的作用”的建议，体现在具体程序上提名中程序上，“由中介机构推荐人选”的可能〈35〉，所反映的仅只是律师可能做为被提名人的一个方面问题，但也有意见认为，在一定年限内受雇于公司的人员，包括“法律服务人员”，“应被排斥于独立董事范围之外”〈36〉，至少表明律师做为独立董事的“试验”是有争论的，欲行其事必须有要独立的发现和创新，而做为代理人身份，包括受雇于公司而操做 独立董事的产生程序，和在选举中受中小股东委托而参予表决，无疑需要独立行为的规则。对选举独立董事的操做，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的身份决定了其维护公司利益的立场，因此，相对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要求而言，在提名和表决问题上，对与提名相关的程序，包括征得被提名人同意，提名人发表意见（就其独立性），公司公布上述相关内容，报送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送证监会审查等，以及有关表决程序，包括对累积投票制或大股东回避制的实行，在律师的具体操做过程中，其建议和若干行为的方式方法，是与结果是直接相关的。从做为独立董事的代理人方面看，其履行职责的意见和具体的代表行为，与律师做为独立董事直接行使职权，都要求在已有的法律规则下找到或发现使其行为有效的路径。在这种发现过程中，对律师行为规则的要求是在于应保持的一贯做法，以应体现为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内容。现有法律制度并未规定律师不能担任独立董事，其身份一般来说，符合“无关联性”的要求，对“法律专家”的身份与“经济专家”的要求并不必然挂钩 ，也与律师的职业基本要求（职责要求是为法律实行而工作）没有特别的不一致之处，这就更明显的突出了律师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即在既无成规之处，若无对法律的真实理解和真诚态度前提指引下的负责态度和行为，做事“无原则”，很可能会陷入导致过错责任迷途。
（3）诉讼试用。由于侵权后果已经形成，对诉讼的选择在寻找与侵害后果的直接因果关系上，以及为完成证明所提供有效的表达方式和获得法律的救济问题上，律师所面临的困难（如前述缺少法律根据），更确切地表明这种状态下律师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以及更充分地体现了律师行为本身以“规则”证实法律的应有发现。最高法院2002年1月9日发布的法释[2003]2号文“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是对《公司法》相关规定欠缺的一个弥补，该规定第一条对案件“受理”的确认，为律师代理此类诉讼开启了路径，而规定第六条对有关以“投资人”定义原告主体资格，是对直接诉讼中相关中小股东为保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予以了确认（当然，该规定第七条对“被告”范围的列举中包括“律师事务所”），对有关“损失”的认定在规定第29条至35条有明确规定，然而，首先除此以外的若干需要派生诉讼的“侵害”行为，如二级市场上市机构的几家基金以假行情诱骗中小投资者，“最终把老百姓套牢”，公司包装利润上市，配股前操纵净利润，大股东虚假出资等，一是不在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范围内，二是非“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法律规定可以诉讼；其次，如对诉讼费用的承担问题上，中小股东一是难以承受，此不同于以“投资人”身份起诉，股东代表公司诉讼（维护自身和公司利益是相关联的），往往难以承受巨额诉讼费；二是不合理，现有法律并无规定律师的“合理”建议（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的提出，以及具体在程序运行中实行的方式方法，包括对可诉性的寻找，如在现有条件下对大股东的造假行为虽不属“虚假信息披露义务人”，但其“授意”的行为追究（寻找证据），无疑是律师的责任和作用的体现，以及对不能诉讼的判断和其它解决方式的寻求，都是同样重要的，如通过独立董事或受中小股东委托召集投票权，这些若干行为中，律师并非可以“任意行为”（在法无定则的情况下），而是以其对规则性的追求，体现其行为规则的形成 过程中的追求方式。
（4）异议股东股份价值评估制度试探。相关于中小股东“合理”地退出公司，对其利益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异议股东对其股份的公正价值要求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以此“买回股票”的制度，相对于股东诉讼制度而言，是更有效率的一种中小股东救济制度，成本低，并且可以克服派生诉讼原告诉讼费担保的负担，以及免除“竭尽 公司内部救济”原则下繁琐程序，但此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并无规定，对其试探意义在于现有的“股权转让”规定，可在具体操做以对股份的“公平价值”要求的尊重来实现，律师行为相对于此，一方面是在于公司自治原则下对此制度的“可采纳”的争取，二是在具体行为中以操做体现，这无疑会提高公司的诚信形象和中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但在“异议”范围内的确定理由的成立，以及评估方式，公司“买回”的程序上，对规则的需要正是律师行为以规则才能确保的。
四、路径不同：说明性的简要枚举。
为行为规则而应有实现方式，显然是不尽相同的，但这种方式的应当存在和应有表现形式，并非对是指导行为的“思想”的无形，企图规则，而是指“思想”的外在表现是可认知的，律师职业的共同属性，为这种认知条件下进行枚举式说明，提供了可能。
1、政治性关注的引用。安索尼T•克罗曼将律师的“实践智慧”和“政治博爱 ”的需要相提并论，并论及“政治家的目标是他或他所属的共同在的利益”，他们的“特殊美德 在于他们对于这一利益非凡的献身精神”〈37〉。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具有的社会普遍性应首先是政治性关注的目标，然而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公司大股东们的“投资行为”，同样也是政治领导人所重视的，无论律师的操做行为怎样进行，都不能把政治性关注放在一边，然而，引起“政治性关注”需要的规则是：（1）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在引起“关注”时的“利益均衡点”的“可移动性”根据，对这二者矛盾时保护一方利益的倾向性是在随时变化的；（2）直接和间接的沟通。有关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怎样引起政治性关注，其渠道原则来讲是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前者包括律师在行为中与政治性关注的联系，后者包括这种行为引起的反映渠道（信访、新闻媒介等），能适度表达中小股东利益要求，包括反映意见的方式方法、分寸感等；（3）事实的真实性要求。以真实的事实来表现，律师不应干预其原有状态的表述，更不能过分渲染、填补和造假，但应指明这种表述的指向，即目的在于引起政治性关注；（4）法律归责，律师意见体现为法律对事实后果的归责结论，点明问题出现的意义，但并应不仅只包括法律归责本身，还应对法律责任明确后的社会后果应有估计。
2、充足理由律。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依据，而是在道义情理上，中小股东利益所代表的弱势群体的普遍性存在，以及这种利益被损害的程度，包括对争取重视有用的相关情节，在“充足理由”的前提下，才是可为的，或者说在律师的行为存在可促进这种充足理由的形成的情况下，才是“可行为”的。
3、触发点探析。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是因这种利益被侵害过程或后果的“被发现”，是事件的触发点，没有这种触发点的事实，是应慎重的，至少表明其“程度”相关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言，是不是存在应有的必要反应，是值得老本考虑的，引起的程序价值耗费，是否对等问题，都是应予权衡利弊的因素。触发点往往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触发点，或这种触发点是可消除的，律师行为是没有必要的，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果可通过分析而予说服“可放弃”，当然没有必要引起法律程序。
4、妥协性体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被证明法律保护仅是一个方面，社会保护的需要所反映的是律师行为在法律规则以外的意义，只能通过协商（妥协）来解决；而妥协性的含意的另一方面是，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言，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变更行为方式，不能以大股东利益为直接对抗的对象，事实上，除大小股东利益外，公司利益还包括职工、债权人利益等，而公司本身还应对社会利益负责，这些因素，无疑是妥协性体现的必要因素，律师的“实践智慧”，应在妥协性上有最充分的体现。
5、道德关注的激发。道德规范是由社会施予约束力，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中若干侵权行为在道德尺度上予以衡量，以引起社会施予约束力，从而实现目的，是律师行为必要的路径。而这样做的方法上，一方面要注意对能否引起道德关注的进行甄别，是律师判断“胜负”的尺度之一，不能仅以法律尺度来判断（由以上说明，法律的归责有限，且社会的关注才是完整的）；另一方面是，对可能性转化成现实应有的渠道的进行适当的选择，应该不仅局限于新闻媒体的直接披露要求，而是在于如何能够够通过行为引起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各界关注，并且，应使这种关注包含道德上的意义，而不仅是法律上的含义。
6、诚信含意的体现。显然，“诚信”并不是指律师的技能，而是品德，但有关于“诚信”含意的体现，则是技能而不是品德。品德相对于个人素质而言，并不必然发生其以技能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服务而是否有“成效”的后果。“诚信”体现的技能应是前后一致的要求，不仅是法律逻辑，而是行为逻辑，这其中又包含着“逻辑”本身的应有的变化，就是技能的体现。事实上对律师行为规则而言，对“诚信”的体现应做狭义的解释，这样才会使我们重视技能，但应该强调的是，反过来说是更重要的，也就是律师的任何技能所应展现的目的之一，就是体现了前后一致的“诚信”。
7、对可预见性的把握。如前述，无论是对前后一致的“诚信”体现的需求，还是相关于律师行为的具体实践意义而言，对案件事实是否具有可预见性，应是律师在行为起始的重要选择之一，不具有可预见性，是困难的，应放弃的，但对可预见性的尺度把握，则是指对一个过程而言，并不仅只是对起始条件的分析。
8、事务主义的逻辑。
陷入事务之中的迷失是指随事件情节的发展而亦步亦倾，然而介于自我和事件情节之间的选择路径，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思路和选择方法的过程，但无论怎样选择，行为的逻辑不仅是“诚信”的体现，也是科学含意上“可重复”的正确性体现，没有规则的“杂乱无章”，显然缺乏清晰的路径，而难以“重复”，没有可重复性的发现，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东西，律师要找的“科学”是在于它的正确性。
9、对作风中的个性方向的选择。敏捷、谨慎、开朗等作风的个性化体现中，应该有所选择，选择本身就代表“服从目的”的问题，律师的作风显然不是必然的规则，但对此进行选择，则体现了目的和行为相统一的技能。对选择而言，是应有规则的，包括相对于事件而言，需要谨慎，甚至保持沉默，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敢于直接和言辞的“外交辞令”式的表达 ，经及适用曲折的藏锋之必要，都是“作用”的体现，又都不是必然的“作用”中的个性张扬，适度和又有选择性的“有的放矢”，才是规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