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工作过渡期内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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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工作过渡期内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工作过渡期内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质检锅函[2003]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根据《锅炉压力容器制造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22号）及其配套的《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条件》等三个规范性文件（国质检锅〔2003〕194号）的规定，其实施日期分别为2003年1月1日和2004年1月1日。在此过渡期内，对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凡是2003年12月31日前受理的企业，其许可条件和批准范围仍按照2003年以前的规定执行，颁发新的许可证。但已在2003年12月31日前受理，并能够在2003年12月31日前进行鉴定评审工作的，申请者要求推迟到2004年以后安排鉴定评审的，其许可条件和批准范围将按照《锅炉压力容器制造监督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的规定执行。
二、凡是2004年1月1日后提出申请，必须填写新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申请书》，按照《锅炉压力容器制造监督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规定进行鉴定评审。
二00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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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犯罪类型化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王胜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5月25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保护，适用本条例。本市公民在市外见义勇为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第四条 对公民见义勇为的奖励和保护，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公安机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五条 财政、司法、卫生、民政、劳动、人事、宣传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履行奖励和保护公民见义勇为的职责。
第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见义勇为。
第七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可根据其事迹和贡献，给予下列单项或多项奖励：
（一）嘉奖；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四）授予“荣誉市民”或其他荣誉称号。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应当对本系统、本单位的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表彰。
第八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有关单位，按以下程序申报、审批：
（一）给予嘉奖的，由公安派出所申报，区、县（自治县、市）公安机关审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审批；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同当地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审核并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同当地人事部门申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审核后，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四）授予“荣誉市民”或其他荣誉称号的，按《重庆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条例》或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被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应发给不低于10000元的奖金；对受到嘉奖或被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结合各地实际，参照上述标准予以奖励。
荣获“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公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晋级、晋职等优先权；荣获“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
第十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应分别设立见义勇为基金。
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
（一）财政划拨；
（二）社会单位和个人捐款；
（三）向社会募集；
（四）其他方式筹集。
第十一条 见义勇为基金主要用于：
（一）奖励见义勇为公民；
（二）慰问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
（三）为见义勇为公民办理保险；
（四）用于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工作的其他必要开支。
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基金在财政建立专户，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 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级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第十四条 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当及时依法从重惩处。
第十五条 对见义勇为负伤公民，各级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无条件地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治疗。
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医疗、护理、营养、误工、交通、丧葬等费用，依法由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有能力承担而不承担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裁决或判决并强制执行。
前款所列费用，在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前，由见义勇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申请当地财政部门垫支，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后冲抵。
加害人或其监护人下落不明或无力承担的费用，受益人有能力补偿的，由受益人适当补偿；不足部分或受益人无力补偿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见义勇为公民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由所在单位支付，所在单位无力支付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财政部门审核认定后划拨专项资金解决；
（二）见义勇为公民所在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三）见义勇为公民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足部分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财政部门审核认定后划拨专项资金解决；
（四）见义勇为公民属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无业人员或学生又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财政部门划拨专项资金解决。
第十七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由民政、劳动等部门按规定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十八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有工作单位的享受工伤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评定的伤残等级参照参战民兵、民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评残抚恤，并由劳动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或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优先安置；在就业前，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
基本生活费。
第十九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按照国家和市有关因公（工）伤亡的规定办理；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第二十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的，本人及亲属有权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不法侵害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或排除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三、十四、十五条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和保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2000年5月25日
王胜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5月25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保护，适用本条例。本市公民在市外见义勇为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第四条 对公民见义勇为的奖励和保护，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公安机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五条 财政、司法、卫生、民政、劳动、人事、宣传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履行奖励和保护公民见义勇为的职责。
第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见义勇为。
第七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可根据其事迹和贡献，给予下列单项或多项奖励：
（一）嘉奖；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四）授予“荣誉市民”或其他荣誉称号。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应当对本系统、本单位的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表彰。
第八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有关单位，按以下程序申报、审批：
（一）给予嘉奖的，由公安派出所申报，区、县（自治县、市）公安机关审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审批；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同当地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审核并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同当地人事部门申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审核后，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四）授予“荣誉市民”或其他荣誉称号的，按《重庆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条例》或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被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应发给不低于10000元的奖金；对受到嘉奖或被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结合各地实际，参照上述标准予以奖励。
荣获“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公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晋级、晋职等优先权；荣获“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
第十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应分别设立见义勇为基金。
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
（一）财政划拨；
（二）社会单位和个人捐款；
（三）向社会募集；
（四）其他方式筹集。
第十一条 见义勇为基金主要用于：
（一）奖励见义勇为公民；
（二）慰问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
（三）为见义勇为公民办理保险；
（四）用于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工作的其他必要开支。
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基金在财政建立专户，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 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级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第十四条 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当及时依法从重惩处。
第十五条 对见义勇为负伤公民，各级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无条件地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治疗。
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医疗、护理、营养、误工、交通、丧葬等费用，依法由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有能力承担而不承担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裁决或判决并强制执行。
前款所列费用，在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前，由见义勇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申请当地财政部门垫支，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后冲抵。
加害人或其监护人下落不明或无力承担的费用，受益人有能力补偿的，由受益人适当补偿；不足部分或受益人无力补偿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见义勇为公民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由所在单位支付，所在单位无力支付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财政部门审核认定后划拨专项资金解决；
（二）见义勇为公民所在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三）见义勇为公民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足部分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财政部门审核认定后划拨专项资金解决；
（四）见义勇为公民属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无业人员或学生又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财政部门划拨专项资金解决。
第十七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由民政、劳动等部门按规定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十八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有工作单位的享受工伤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评定的伤残等级参照参战民兵、民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评残抚恤，并由劳动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或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优先安置；在就业前，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
基本生活费。
第十九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按照国家和市有关因公（工）伤亡的规定办理；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第二十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的，本人及亲属有权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不法侵害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或排除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三、十四、十五条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和保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2000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