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干辣椒中二氧化硫残留量有关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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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干辣椒中二氧化硫残留量有关问题的批复
卫生部关于干辣椒中二氧化硫残留量有关问题的批复
卫监督发〔２００５〕１２７号
江西省卫生厅：
你厅《关于干辣椒中二氧化硫残留量有关问题的请示》（赣卫法监文〔２００５〕１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ＧＢ２７６０）中漂白剂的使用范围不包括干辣椒。使用漂白剂处理干辣椒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十一条规定，应按照第四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
此复。
二○○五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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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超期羁押问题的人权思考
——从一个案例中所想到的
欧兵
[摘要] 超期羁押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而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它的存在严重的侵犯了被羁押人的人权，妨碍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平和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本文从超期羁押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及一些救济方法入手，围绕实现“阳光羁押”的诉讼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诉讼效率的提高不应以牺牲诉讼价值为代价，尤其是在“人权入宪”的法律背景之下，我们更应该杜绝超期羁押，保障人权。
[关键词] 超期羁押 人权 口供 司法救济 程序 人权入宪
一 引言
（一）超期羁押：有罪无罪关12年
这是一起典型的超期羁押案件。12年，自1991年至2003年整一个生肖轮回，4478天，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杨志杰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里。
1991年2月9日凌晨，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牛民好家发生爆炸。牛家4岁的儿子被炸死，牛民好和妻子、女儿受伤，其中牛妻重伤致残。因为同村村民杨志杰的岳父与牛民好的姐夫十几年前有过纠纷，杨志杰的内弟又因琐事与牛民好发生过矛盾，所以1991年3月4日，时年34岁的杨志杰因涉嫌作案被收容审查。
杨志杰是1991年3月4日，被曲阳县公安局以涉嫌爆炸作案收容审查，到1992年7月才被逮捕。这期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此期间没有进入任何诉讼程序，直到1998年3月，杨志杰才被起诉。整整7年，案卷中也没有任何申报延期审查的材料。
1998年3月，杨志杰在看守所呆了整整7年后，检察院终于对该案提起公诉。1998年4月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志杰犯爆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志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1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决定在2000年4月5日开庭重审，但在开庭前两日，公诉机关以本案更换了承办人并需对该案重新审查为由，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得到同意。
2000年11月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法院恢复审理”为由，裁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此案处在静止状态。
2002年12月，保定市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杨志杰涉嫌爆炸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2003年6月6日，才把杨志杰释放回家。
杨志杰被违法羁押一直关押了7年之久才起诉，后来进入诉讼程序后又拖延了5年。在长达12年间，有关部门为何一错再错持续下去呢？
如今，走出看守所的杨志杰又踏上了索赔的漫漫长路，他能获得赔偿吗？我们拭目以待。
（二）超期羁押的现状
1、超期羁押的数量不容忽视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
虽然，近年超期羁押现象稍微有所缓解，但如果不从根本上全方位的解决超期羁押，结果必定是“边超边清，前清后超”。
超期羁押在高涨的社会呼声中确实有所缓解，但杨志杰一案还是反映了超期羁押的严重性，是对“人权入宪”的严重挑战，值得我们深思啊！
2、假借合法程序，相互“借用”办案期限
（1）侦查人员在案件未达到批捕、或审查起诉的基本条件，但又界临办案最后限期时，匆匆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合法获得两个月的补充侦查期限；
（2）同理，检察人员办理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即将到期之际，赶快办理补充侦查手续，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合法程序，为自己办案获得足够的期限；
（3）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由于各种原因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审理完毕，要求检察机关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以达到延长审理期限的目的。
3、任意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时间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留、检察自侦、审判阶段可以延长期限的几种情形，但延长期限的权力基本掌握在本机关的兄弟部门或上级机关手中，也就是说除了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基本不受其他机关的制约，这样公检法各机关有可能根据侦查或其他需要，任意延长羁押时间。
4、死刑复核、死缓核准无期限限制，终审死刑、死缓犯权利得不到保证。
具体死刑复核、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核准时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确定，这极易造成死刑、死缓犯无限期等待复核、核准，造成超期羁押，其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人权被变相的合法的随意侵犯。
二 超期羁押的界定
（一）超期羁押的涵义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超期羁押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绝对的超期羁押，即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最长的法定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另一种是相对的超期羁押，即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法定期限而又未办理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
超期羁押不仅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且违背了法治理念，亵渎了法律的尊严，严重损害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超期羁押现象予以坚决的纠正和根除，实现“阳光羁押”，保障人权。
（二）超期羁押是否构成非法拘禁
超期羁押是否构成非法拘禁？这个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尚无定论，但无非是否定和肯定之争。否定派认为超期羁押行为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主要理由是：第一，超期羁押的前提是合法羁押。这种羁押的合法性，使超期羁押区别于非法拘禁。因为非法拘禁行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的。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表现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超时上，而不是表现在限制人身自由本身，因而与非法拘禁具有本质区别；其次，在刑法理论上，非法拘禁是一种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行为犯，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去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而超期羁押通常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方式故意。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都要求有具体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超期羁押本身并不具有这种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再次，导致超期羁押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既不能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也不能保证追究刑事责任的合理性。
肯定派认为，超期羁押行为无论从《刑法》第238条的规定上看，还是从实际的社会危害性上看，以非法拘禁罪来处理，都是合适的。
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各有其理由并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一种做法无疑有利于惩罚犯罪，但却忽略了人权的保障；第二种观点则注重保障人权而人为的削弱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对惩罚犯罪的重要功效，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我个人认为，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单独设立超期羁押罪。同时，对超期羁押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以避免缺乏理性的偏向。这样一来，既有利于保障人权，又有利于强制措施惩罚功效的发挥。
三、超期羁押的成因
自然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吗？
——从环境伦理的变迁看环境法的发展
秦旭东
当人类和自然界其它万物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创世者没有给大家区分三六九等，因为自然世界是他最为得意的杰作，自然万物（包括人）相生相克，彼此联系，各有所来，各有所终，自然懂得什么是最好，没有其中的哪一个成员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学法则”。一方面，自然万物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和谐的、具有健全的演化能力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盖娅女神（古希腊神话中的地球女神）的恩泽惠及万物，万物莫不是作为这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发展的。
作为其中的一员，人类从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自己的理性指引下，不断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开始了征服、控制和占有这个世界的历程。人们以世界的主人自居，视自然界为其所有，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征服运动高歌猛进，然而因此而生的祸患也层出不穷。大自然给了我们几记响亮的耳光，他要具有理性的人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人类的力量纵使再大，也超不过创造人类的自然的力量（否则能量不守恒了）。他要人类低下高傲的头颅，以一个谦卑者的姿态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自然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吗？所谓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在法律关系中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在人类的法律体系里面，说到主体，我们自然地就会想到“人”——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各种团体，当然，还少不了国家。除了实实在在的自然人以外，所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都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其中法人作为法律上的“人”的资格是以其财产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前它就没有“人格”，所以公司资不抵债了就要破产，就要从它的“户口簿”（工商登记）上消失（法律术语叫注销）。对于一些基金、财团法人而言，它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自然人）的影子，完全是一笔钱财在法律上成其为“人”的。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说，财产是可以成为“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那么自然物可以吗？如果小鸟状告某个人或者公司的官司出现，如果一只小猫或者小狗可以继承遗产，如果猴子可以纳税，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谈，荒诞不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法律是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包括动物、植物——从来就只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可是，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美国，就曾出现过这些“荒唐事”，尽管对此的社会和学界的议论、纷争不断，但在大自然不断地给傲慢的人类以响亮的耳光之后，一些先进的人们开始了反思，自然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成为一个讨论的课题。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的论理学中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和“天人和谐”，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蕴涵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念。不同的是，西方几千年来的伦理学鲜有环境思想，他们强调“灵性的提升”，重视“彼岸世界”而轻视现实世界。到近代工业革命
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西方人产生了征服自然和万物的雄心，接踵而至的环境问题才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向宏观方面发展，环境科学揭示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揭示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给人类以及所有生命形态带来危机的根源，西方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伦理道德问题，相应产生了以自然的固有权利为价值观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
传统上，人们的头脑里一直是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认为人类是区别于物、高于其它“低等生物”的“高级灵物”，人类具有动物和植物所没有的智慧和灵性，是上帝的宠儿，世界的主人，宇宙的中心，人们的一切思考、行为都是从“人类中心”出发的，关于环境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人们是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利用角度去考虑的，自然物——不管是千姿百态的植物，还是活泼灵性的动物，它们的价值都只在于其为人们“所有”。所谓所有权，即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种权能，自然物在人们的价值体系里面只是客体——主体可以自由摆布的对象。在可以说，在人类征服的力量面前，自然物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人类在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伦理观念指引下，以至尊者的姿态自居，试图以自己的意志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由此而及的法律制度中，并无现代所谓的环境法。在西方，以罗马法为滥觞的法律制度中，其发达的民法体系中的物权法就是专门调整人们如何占有支配各种物的法律，所有自然物在人们眼里只是财富。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西方那样精密的民法体系，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然物的地位也大体上也差不多。中外古代法律中有关环境、自然资源方面的内容，只是为保护人们的财产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恩格斯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都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不毛之地，……”自然界的报复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征服步伐的前进也愈演愈烈，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爆炸、资源耗费以及科技的滥用等酿成了无穷的苦果，人们在咀嚼苦涩的同时不断认识着自然有其自主意志，即所谓自然规律。在自然意志面前，人类的力量永远是那么弱小，原来人类再神通广大也跳不出自然的魔咒——人原本就只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由此，近现代伦理学家们头脑里的思想也在转向，动物的权利、自然物的权利、人类对环境的责任等概念逐渐兴起，千百年来的传统人本主义观受到了挑战，新的环境伦理观——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产生。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先驱艾庞兹1894年在其论文《人类于兽类的伦理关系》中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说”，批判了基督教《创世行》中记述的人类征服地球的行为。被现代美国人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A.利奥波德在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思想，他指出，个人是一个各种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由征服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现代环境伦理学家R.F.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当从认为自然是人类的专有物的思想中转换出来，将其关心的对象扩大到动物、植物、岩石，进而扩大到一般的“自然”或者“环境”，伦理的权利也应当从被限定为人类的自然权进化为构成自然各要素的权利或者自然全体的权利。他认为，人类的伦理思想从创世纪的人类对植物及动物的支配权开始，
经过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所有的生物（人类、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之间的平等性”的环境伦理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尽管还存在一些局限，引起的争议也很大，但是，无疑对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冲击。近代以来，环保主义、绿色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各国的环境立法也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完善。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以公共卫生和自然资源保护为主，20世纪初叶至60年代以污染防治及生活环境保护为主，70年代以后开始走向全方位的环境保护，即整合型环境立法。不仅如此，环境立法也日益走向国际化，联合国和其他专门的国际环保组织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国也日益从全人类、整个地球的高度认识环境问题。在国际法中，不得进行严重破坏人类环境行为的规范已经上升到国际强行法的高度。
当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法律体系中自然物基本上还是难于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什么突破。当某些人的罪恶行为破坏了小鸟的生存环境，小鸟可以将之告上法庭以求得正义吗？当孤单无助的老人在一只可爱的小狗陪伴下安度晚年后，他能将自己的遗产留给小狗吗？一只能干的猴子可以出色的完成主人交付的工作而让主人不用另行雇佣劳动力，猴子要不要纳税呢？在美国出现的“荒唐事”中，确实有宠物继承遗产的事例，税务局也确实试图向一只能干的猴子征税，小鸟的官司也确实打上了法庭。特别是小鸟的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小鸟既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谁来代表小鸟打这场官司呢？也有人说，那都是一帮阴险的巫师（律师）为自己捞钱的把戏。
其实，如果要以自然物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来质疑其“权利能力”，我们可以打一个不太“人道”但却符合“天道”的比方，自然物——至少是有生命的自然物——和植物人、完全失去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物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以维系整个自然的自协调、自演化能力，这是同整体的人类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仅仅从诉讼和法律技术的角度反对自然物的权利是站不住脚的，无行为能力的人的权利可以被代理，自然物的权利为什么不可以呢？硬是要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恐怕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的根基也要被动摇了。而且，基于利益的一致性，任何一个关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人都可以为自然物主张权利。这可能和“公益诉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更有深刻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更能够刺激那些狂妄自大而且贪婪无制的人们的头脑。另外，用得着担心律师成为阴险的巫师吗？为主张小鸟的权利打官司所得的赔偿可以用于“小鸟的生活”——去净化空气、治理污水、种植绿树青草，等等，从中获益的也不仅仅是小鸟，难道小鸟的歌唱不会给你到来甜蜜的微笑吗？小鸟要歌唱，人类要吃饭，这里面并不存在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我们的法律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可以说：这真的是个文明社会了——不仅是人类的，也是自然的。
——从一个案例中所想到的
欧兵
[摘要] 超期羁押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而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它的存在严重的侵犯了被羁押人的人权，妨碍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平和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本文从超期羁押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及一些救济方法入手，围绕实现“阳光羁押”的诉讼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诉讼效率的提高不应以牺牲诉讼价值为代价，尤其是在“人权入宪”的法律背景之下，我们更应该杜绝超期羁押，保障人权。
[关键词] 超期羁押 人权 口供 司法救济 程序 人权入宪
一 引言
（一）超期羁押：有罪无罪关12年
这是一起典型的超期羁押案件。12年，自1991年至2003年整一个生肖轮回，4478天，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杨志杰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里。
1991年2月9日凌晨，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牛民好家发生爆炸。牛家4岁的儿子被炸死，牛民好和妻子、女儿受伤，其中牛妻重伤致残。因为同村村民杨志杰的岳父与牛民好的姐夫十几年前有过纠纷，杨志杰的内弟又因琐事与牛民好发生过矛盾，所以1991年3月4日，时年34岁的杨志杰因涉嫌作案被收容审查。
杨志杰是1991年3月4日，被曲阳县公安局以涉嫌爆炸作案收容审查，到1992年7月才被逮捕。这期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此期间没有进入任何诉讼程序，直到1998年3月，杨志杰才被起诉。整整7年，案卷中也没有任何申报延期审查的材料。
1998年3月，杨志杰在看守所呆了整整7年后，检察院终于对该案提起公诉。1998年4月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志杰犯爆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志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1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决定在2000年4月5日开庭重审，但在开庭前两日，公诉机关以本案更换了承办人并需对该案重新审查为由，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得到同意。
2000年11月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法院恢复审理”为由，裁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此案处在静止状态。
2002年12月，保定市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杨志杰涉嫌爆炸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2003年6月6日，才把杨志杰释放回家。
杨志杰被违法羁押一直关押了7年之久才起诉，后来进入诉讼程序后又拖延了5年。在长达12年间，有关部门为何一错再错持续下去呢？
如今，走出看守所的杨志杰又踏上了索赔的漫漫长路，他能获得赔偿吗？我们拭目以待。
（二）超期羁押的现状
1、超期羁押的数量不容忽视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
虽然，近年超期羁押现象稍微有所缓解，但如果不从根本上全方位的解决超期羁押，结果必定是“边超边清，前清后超”。
超期羁押在高涨的社会呼声中确实有所缓解，但杨志杰一案还是反映了超期羁押的严重性，是对“人权入宪”的严重挑战，值得我们深思啊！
2、假借合法程序，相互“借用”办案期限
（1）侦查人员在案件未达到批捕、或审查起诉的基本条件，但又界临办案最后限期时，匆匆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合法获得两个月的补充侦查期限；
（2）同理，检察人员办理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即将到期之际，赶快办理补充侦查手续，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合法程序，为自己办案获得足够的期限；
（3）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由于各种原因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审理完毕，要求检察机关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以达到延长审理期限的目的。
3、任意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时间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留、检察自侦、审判阶段可以延长期限的几种情形，但延长期限的权力基本掌握在本机关的兄弟部门或上级机关手中，也就是说除了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基本不受其他机关的制约，这样公检法各机关有可能根据侦查或其他需要，任意延长羁押时间。
4、死刑复核、死缓核准无期限限制，终审死刑、死缓犯权利得不到保证。
具体死刑复核、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核准时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确定，这极易造成死刑、死缓犯无限期等待复核、核准，造成超期羁押，其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人权被变相的合法的随意侵犯。
二 超期羁押的界定
（一）超期羁押的涵义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超期羁押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绝对的超期羁押，即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最长的法定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另一种是相对的超期羁押，即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法定期限而又未办理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
超期羁押不仅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且违背了法治理念，亵渎了法律的尊严，严重损害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超期羁押现象予以坚决的纠正和根除，实现“阳光羁押”，保障人权。
（二）超期羁押是否构成非法拘禁
超期羁押是否构成非法拘禁？这个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尚无定论，但无非是否定和肯定之争。否定派认为超期羁押行为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主要理由是：第一，超期羁押的前提是合法羁押。这种羁押的合法性，使超期羁押区别于非法拘禁。因为非法拘禁行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的。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表现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超时上，而不是表现在限制人身自由本身，因而与非法拘禁具有本质区别；其次，在刑法理论上，非法拘禁是一种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行为犯，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去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而超期羁押通常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方式故意。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都要求有具体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超期羁押本身并不具有这种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再次，导致超期羁押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既不能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也不能保证追究刑事责任的合理性。
肯定派认为，超期羁押行为无论从《刑法》第238条的规定上看，还是从实际的社会危害性上看，以非法拘禁罪来处理，都是合适的。
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各有其理由并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一种做法无疑有利于惩罚犯罪，但却忽略了人权的保障；第二种观点则注重保障人权而人为的削弱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对惩罚犯罪的重要功效，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我个人认为，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单独设立超期羁押罪。同时，对超期羁押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以避免缺乏理性的偏向。这样一来，既有利于保障人权，又有利于强制措施惩罚功效的发挥。
三、超期羁押的成因
自然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吗？
——从环境伦理的变迁看环境法的发展
秦旭东
当人类和自然界其它万物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创世者没有给大家区分三六九等，因为自然世界是他最为得意的杰作，自然万物（包括人）相生相克，彼此联系，各有所来，各有所终，自然懂得什么是最好，没有其中的哪一个成员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学法则”。一方面，自然万物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和谐的、具有健全的演化能力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盖娅女神（古希腊神话中的地球女神）的恩泽惠及万物，万物莫不是作为这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发展的。
作为其中的一员，人类从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自己的理性指引下，不断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开始了征服、控制和占有这个世界的历程。人们以世界的主人自居，视自然界为其所有，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征服运动高歌猛进，然而因此而生的祸患也层出不穷。大自然给了我们几记响亮的耳光，他要具有理性的人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人类的力量纵使再大，也超不过创造人类的自然的力量（否则能量不守恒了）。他要人类低下高傲的头颅，以一个谦卑者的姿态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自然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吗？所谓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在法律关系中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在人类的法律体系里面，说到主体，我们自然地就会想到“人”——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各种团体，当然，还少不了国家。除了实实在在的自然人以外，所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都是法律上拟制的“人”，其中法人作为法律上的“人”的资格是以其财产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前它就没有“人格”，所以公司资不抵债了就要破产，就要从它的“户口簿”（工商登记）上消失（法律术语叫注销）。对于一些基金、财团法人而言，它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自然人）的影子，完全是一笔钱财在法律上成其为“人”的。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说，财产是可以成为“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那么自然物可以吗？如果小鸟状告某个人或者公司的官司出现，如果一只小猫或者小狗可以继承遗产，如果猴子可以纳税，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谈，荒诞不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法律是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包括动物、植物——从来就只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可是，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美国，就曾出现过这些“荒唐事”，尽管对此的社会和学界的议论、纷争不断，但在大自然不断地给傲慢的人类以响亮的耳光之后，一些先进的人们开始了反思，自然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成为一个讨论的课题。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的论理学中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和“天人和谐”，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蕴涵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念。不同的是，西方几千年来的伦理学鲜有环境思想，他们强调“灵性的提升”，重视“彼岸世界”而轻视现实世界。到近代工业革命
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西方人产生了征服自然和万物的雄心，接踵而至的环境问题才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向宏观方面发展，环境科学揭示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揭示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给人类以及所有生命形态带来危机的根源，西方人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伦理道德问题，相应产生了以自然的固有权利为价值观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
传统上，人们的头脑里一直是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认为人类是区别于物、高于其它“低等生物”的“高级灵物”，人类具有动物和植物所没有的智慧和灵性，是上帝的宠儿，世界的主人，宇宙的中心，人们的一切思考、行为都是从“人类中心”出发的，关于环境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人们是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利用角度去考虑的，自然物——不管是千姿百态的植物，还是活泼灵性的动物，它们的价值都只在于其为人们“所有”。所谓所有权，即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种权能，自然物在人们的价值体系里面只是客体——主体可以自由摆布的对象。在可以说，在人类征服的力量面前，自然物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人类在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伦理观念指引下，以至尊者的姿态自居，试图以自己的意志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由此而及的法律制度中，并无现代所谓的环境法。在西方，以罗马法为滥觞的法律制度中，其发达的民法体系中的物权法就是专门调整人们如何占有支配各种物的法律，所有自然物在人们眼里只是财富。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西方那样精密的民法体系，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然物的地位也大体上也差不多。中外古代法律中有关环境、自然资源方面的内容，只是为保护人们的财产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恩格斯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都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不毛之地，……”自然界的报复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征服步伐的前进也愈演愈烈，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爆炸、资源耗费以及科技的滥用等酿成了无穷的苦果，人们在咀嚼苦涩的同时不断认识着自然有其自主意志，即所谓自然规律。在自然意志面前，人类的力量永远是那么弱小，原来人类再神通广大也跳不出自然的魔咒——人原本就只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由此，近现代伦理学家们头脑里的思想也在转向，动物的权利、自然物的权利、人类对环境的责任等概念逐渐兴起，千百年来的传统人本主义观受到了挑战，新的环境伦理观——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产生。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先驱艾庞兹1894年在其论文《人类于兽类的伦理关系》中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说”，批判了基督教《创世行》中记述的人类征服地球的行为。被现代美国人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A.利奥波德在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思想，他指出，个人是一个各种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由征服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现代环境伦理学家R.F.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当从认为自然是人类的专有物的思想中转换出来，将其关心的对象扩大到动物、植物、岩石，进而扩大到一般的“自然”或者“环境”，伦理的权利也应当从被限定为人类的自然权进化为构成自然各要素的权利或者自然全体的权利。他认为，人类的伦理思想从创世纪的人类对植物及动物的支配权开始，
经过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所有的生物（人类、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之间的平等性”的环境伦理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尽管还存在一些局限，引起的争议也很大，但是，无疑对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冲击。近代以来，环保主义、绿色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各国的环境立法也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完善。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以公共卫生和自然资源保护为主，20世纪初叶至60年代以污染防治及生活环境保护为主，70年代以后开始走向全方位的环境保护，即整合型环境立法。不仅如此，环境立法也日益走向国际化，联合国和其他专门的国际环保组织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国也日益从全人类、整个地球的高度认识环境问题。在国际法中，不得进行严重破坏人类环境行为的规范已经上升到国际强行法的高度。
当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法律体系中自然物基本上还是难于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什么突破。当某些人的罪恶行为破坏了小鸟的生存环境，小鸟可以将之告上法庭以求得正义吗？当孤单无助的老人在一只可爱的小狗陪伴下安度晚年后，他能将自己的遗产留给小狗吗？一只能干的猴子可以出色的完成主人交付的工作而让主人不用另行雇佣劳动力，猴子要不要纳税呢？在美国出现的“荒唐事”中，确实有宠物继承遗产的事例，税务局也确实试图向一只能干的猴子征税，小鸟的官司也确实打上了法庭。特别是小鸟的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小鸟既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谁来代表小鸟打这场官司呢？也有人说，那都是一帮阴险的巫师（律师）为自己捞钱的把戏。
其实，如果要以自然物无“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来质疑其“权利能力”，我们可以打一个不太“人道”但却符合“天道”的比方，自然物——至少是有生命的自然物——和植物人、完全失去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物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以维系整个自然的自协调、自演化能力，这是同整体的人类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仅仅从诉讼和法律技术的角度反对自然物的权利是站不住脚的，无行为能力的人的权利可以被代理，自然物的权利为什么不可以呢？硬是要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恐怕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的根基也要被动摇了。而且，基于利益的一致性，任何一个关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人都可以为自然物主张权利。这可能和“公益诉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更有深刻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更能够刺激那些狂妄自大而且贪婪无制的人们的头脑。另外，用得着担心律师成为阴险的巫师吗？为主张小鸟的权利打官司所得的赔偿可以用于“小鸟的生活”——去净化空气、治理污水、种植绿树青草，等等，从中获益的也不仅仅是小鸟，难道小鸟的歌唱不会给你到来甜蜜的微笑吗？小鸟要歌唱，人类要吃饭，这里面并不存在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我们的法律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可以说：这真的是个文明社会了——不仅是人类的，也是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