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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司法化
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统帅行政复议法的基本原则，并衍生出行政复议的所有具体规范。从《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依附”到“独立”，进而，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也从“监督”到“解决行政争议”。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行政复议具体制度的内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是多重的、有层次的，何者为首选需要在个案中予以权衡。“解决行政争议”是实现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手段，不是立法目的本身。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1950年1月15日政务院批准）第6条中的“申请复核处理”之规定，当作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雏形”的话，[1]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史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 统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标志当是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配套的立法工程，因此《行政诉讼法》框架在《行政复议条例》中的痕迹十分明显。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使行政复议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身影背后走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

晚近的10余年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位徘徊，并远远低于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这多少可以说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相当高的维持率也多少透露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 早期当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配套工程时，这个问题并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在21世纪之后行政纠纷骤增、违法行政四处蔓延的社会背景下，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被重新关注，成为修改行政复议法时不可绕过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是在不断地变迁，但法律却是相对静止的。观察行政法的现象，既要从法的文本与个案着眼，也要从“大历史”的视角作切口。本文试图通过立法史的视角，分析既有立法文本中所表述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揭示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以及演变过程。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行政复议多重的立法目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需要调整它们的次序，并根据它们的次序修正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以回应依法行政的需求。

二、既有立法文本的分析
行政相对人抱怨行政行为的正当做法是通过国家预定的法律程序挑战它的合法性。在法治主义下，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对行政信访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可以作为前两者的一种补充性的法律程序。依照这三个法律程序构建的三个法律制度，分别已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信访条例》——加以规范，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目的衍生出法律原则，并借助于法律原则源源不断地形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的之实现。立法目的如何设计，决定着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表述。因此，面对行政复议在实践中不尽人意的斑斑点点，若要尝试着寻找加以抹去的方案，那么，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着手，行动的方向大致是正确的。有关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它们分别是《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关于它们的立法文本及其立法目的之表述，本文作如下列表整理：
法律、法规名称 立法文本内容 排列次序
《行政复议条例》 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维护和监督”
“防止和纠正”
“保护”
《行政复议法》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防止和纠正”
“保护”
“保障和监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解决行政争议”
“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从“依附”到“独立”
《行政诉讼法》一出台，因其携带了“民告官”这一质朴的道德诉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了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政法的焦点。因《行政复议条例》是为《行政诉讼法》而生，曾被当作行政诉讼制度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附件，所以，人们对它的立法目的如何表述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其实，从《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不“甘心”处于行政诉讼的依附地位，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地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次序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作重新排序，并增加了“防止和纠正”之内容。这种举动可以解释为它想表达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若干质的区别点。可见，在《行政复议条例》下，尽管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厚重的影子，但它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独立”倾向。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而编写的著作称：“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4]这个解释者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经过了近10年的实践之后，到了《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行政复议才被正式确立为与行政诉讼平起平坐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这倒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而是《行政复议法》本身摆脱了对行政诉讼的依附。如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再亦步亦趋《行政诉讼法》，使得行政复议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草案说明开宗明义：“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国务院法制办在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这一立法精神：“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行政复议法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学习好、宣传好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活动，有错必纠是行政机关应尽的责任。” [6]可见，《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在这种监督制度中，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与行政诉讼配套的内容，但它们是次要；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保护权益”的内容，但不妨把它看作是监督的一种反射效果。

（二）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从“监督”转向“解决行政争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展，官民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行政复议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结果它的“官官相护”的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压垮了社会民众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权利救济的信心。除非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必经复议程序，否则行政相对人一般不会轻易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即使动用了行政复议程序，有时也是为获取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而在行政机关内部，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在GDP政绩观的利诱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各方努力下，行政复议“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立法目的也经常在它的“内部程序”中“流产”。行政复议制度其实已经到了外部不能“保权”，内部不能“纠错”的窘境，成为依法行政的“鸡肋”。
由违法的行政活动引发的社会民众不满情绪，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央决策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应对这一社会矛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一党政联合发文所透出的信息是，行政争议数量的急剧高升，且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已经成为社会不能稳定的根源。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了回应、落实这个“意见”的精神， [7]不以自己属于下位法的地位为限，另行拟定了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这在立法史上也尚属罕见。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下，“行政复议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有方便群众、快捷高效、方式灵活等特点。” [8]至此，在没有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前提下，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现了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转换。之后，这一被改换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在“大调解”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成为行政复议“创新”的合法性依据。

三、从立法目的演变中读出的内容
（一）“监督”抑或“保权”
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在立法层面上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9]“监督”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在法制统一下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属于“反射效果”。“保权”（即保护权利）在《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中也被列于立法目的之中，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保权”在《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次序被前移到第二位，表达了立法者旨在提升行政复议的“保权”功能。 [10]

令人奇怪是，《行政复议法》虽然提升了“保权”的立法目的，但是，它的制度设计却主要是为“监督”，并具体转化一种内部纠错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纠错制度，行政复议程序运行明显呈公文行政化，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层级拟稿、审核与签发等。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中，“保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依法办案也难以保障。 [11]因为，在这样的内部纠错程序中，申请人不能全面介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可利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权利对抗被申请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复议法》中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内部的监督关系（行政系统内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 [12]）与外部的保权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但是，现在把它挤压在同一法律之中，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些设计看起来十分别扭，如附带审查的转送等；一些具体制度在实务操作花腔走样，如不准申请人复制且只能看、抄写被申请人答辩材料等。

我们必须承认，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的确“突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维护’、‘监督’、‘防止’、‘纠正’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顺序的变化意味着更强调了行政复议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作用。”。 [13]在这里，无论是推崇“监督”还是“保权”，都无助于行政复议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法律中多重立法目的并非不可以设置，但需要有协调好它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的权衡准则。

（二）“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抑或目的
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移到了“解决行政争议”之后，它与《行政复议法》中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又该如何各就各位呢？以这几年的行政复议实务观察看，以“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的行政复议制度，有时不能同时兼顾这两个立法目的，甚至这两个立法目的可能被牺牲。尤其是在“大调解”工作思路的引入之后，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下，“监督”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和稀泥，“保权”则成为花钱买平安的替换词。其实，“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保权”之间，应当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达到“监督”、“保权”的立法目的。现在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这样的定位并非贬损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行政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都是没有法律价值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被解决，而不顾解决行政争议的合法性、正当性，那么，即使行政争议被解决了，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所作的变动，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它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当行政复议被加入了“大调解”行列之后，它就成为多种“纠纷调解”的手段之一。过度的功利性追求，只会掏空《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三）与行政诉讼关系：“司法化”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就业促进条例


（2009年7月31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 2009年7月31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8号公布 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促进就业有关的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以创业带动就业，统筹城乡就业，扶持困难群体就业，多渠道扩大就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促进就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倡导劳动者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择业观念和积极的就业观念，加强职业技能学习，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统筹规划促进就业工作，提出相关就业政策，统一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促进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促进就业工作实际，把扩大就业、提供就业援助、控制失业率作为促进就业主要内容，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作为促进就业重点，制定本行政区域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定期督查考核。督查考核结果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促进就业和监督检查工作，其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失业人员统计等促进就业基础工作。

第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引导和帮助劳动者实现就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产业和就业政策，在安排公共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建设时，鼓励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及就业工作实际需要，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

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以及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公共就业服务等。

就业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和挪用。审计、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用人单位通过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岗位，吸纳就业；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对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和劳动者自主创业，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小额担保贷款服务体系和诚信机制，逐步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的风险补偿、贷款奖励、微利项目贴息，降低贷款条件，提高还贷率，完善担保手续。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军人、残疾人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给予小额贷款扶持。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情况设立创业园区或者创业孵化基地。对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失业人员等在创业园区或者创业孵化基地创业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就业，自主创业。

对到农村乡镇以下学校和医院从教、从医的高校毕业生，并与县级教育、医疗行政部门签订任职协议书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代偿学费或者助学贷款。

对面向基层农村和城市社区就业，参加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的高校毕业生，在公务员考录和事业单位招用时，根据基层工作年限给予不同程度加分优惠政策。

第十八条 政府鼓励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和见习指导。用人单位对见习人员给予补贴的，政府应当给予单位适当补助。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联合设立高校毕业就业见习基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就业，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逐步完善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户籍迁移、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推进跨区域、跨境劳务协作，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健全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并促进其积极实现就业。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失业人员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和小时工等弹性工作形式灵活就业，并建立健全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险等政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

第三章 公平就业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和公平的就业机会。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含有就业歧视的内容。

用人单位设置招聘条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职业中介机构发布招聘信息，不得含有就业歧视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有以下规定情形的，视为就业歧视：

（一）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录用标准的；

（二）无特殊岗位需要不招用残疾人的；

（三）对进城就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设置不平等录用标准的；

（四）除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和饮用水生产、直接为研究服务、保育、美容和整容化妆品的生产、其他与人群容易接触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招录的。

第二十四条 农业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享有下列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权利：

（一）就业和选择职业；

（二）依法签订和要求履行劳动合同；

（三）获取劳动报酬和实现同工同酬；

（四）参加社会保险；

（五）免费获得公共就业服务；

（六）获得职业教育和培训，并按规定享受政府培训补贴；

（七）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人员依法享有税费优惠和减免以及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扶持。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对录用人员不得因性别、户籍等原因设置不同的薪酬标准。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不得以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签定就业协议时，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抵押金。

第四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管理，规范公共就业服务、职业中介、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等行为，促进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就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利用政务网络平台，建立互联互通、完整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实现人力资源信息共享。

省和市（州）中心城市应当建立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信息系统，规范服务流程和标准，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按照人口比例和实际工作需要合理确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人力资源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为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功能完善、便捷的一体化服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开展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登记、就业援助对象调查统计、社会保险、劳动争议调解、公益性岗位的申报等服务工作。

第三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逐步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考核、职业素质测评等职业能力社会评价体系，定期在新闻媒体或者人力资源市场公布不同行业工种的职业评价结果。

第三十一条 公共就业服务经费纳入县级以上财政预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扶持经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接受社会各界提供的捐赠和资助，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二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公益性就业服务：

（一）就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

（三）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

（五）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六）人才评价服务；

（七）职业技能训练；

（八）创业服务；

（九）其他公共就业服务。

第三十三条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实行经营许可制度，其申请和审批程序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鼓励职业中介机构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对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职业中介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给予补贴。

第三十五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依法经营、诚信服务，应当在服务场所公示许可证、营业执照、从业人员信息、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建立服务台账。

第三十六条 职业中介机构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

（二）以暴力、胁迫、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三）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四）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

（五）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劳动者收取抵押金；

（六）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七条 商务行政部门应当对境外就业经营资格企业加强监管，会同省内相关部门依法取缔非法从事境外就业的中介机构，为合法到境外求职就业人员提供岗位信息、协助办理出入境手续、协助办理与境外就业相关公证、认证和其他事项服务等。

第三十八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建立就业促进服务举报投诉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投诉电子邮箱。对举报和投诉属实的，应当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确定失业预警线，制定应急预案，完善失业调控制度，对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失业率达到预警线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失业保险基金用途，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保障生活、促进就业、调控失业的作用。

第四十一条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可以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没有就业经历的城镇户籍人员，在户籍所在地登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在常住地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失业后可以在常住地登记。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进行失业登记时，须持本人身份证件和证明原身份的有关证明；有单位就业经历的，还须持与原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解聘的证明。

登记失业人员凭登记证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申领失业保险金。

登记失业人员应当定期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告就业失业状况，积极求职，参加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安排的就业培训。

第五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鼓励各类培训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意愿给予劳动者定向培训。各类培训机构免费对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低保家庭适龄子女、无职业技能的退役军人和符合条件的其他人员进行职业培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及有关单位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整合培训资源，建立用于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的公共培训基地。

第四十五条 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根据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培训方向、设置培训科目，为其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提供信息支持等服务。

第四十六条 高等院校应当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进行指导，完善就业实习制度。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劳动预备制度，根据社会对不同行业类别、工种和职业技能人员的需要，对有就业要求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进行最低不少于一个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帮助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第四十八条 企业应当建立职工培训制度，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用于职工教育培训。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和使用，应当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的监督。

第四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农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范围，组织和引导返乡创业的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创业培训，加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免费技能培训、职业能力指导评价和职业信息服务，提高其就业和创业能力。

第六章 就业援助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优惠和减免、免费技能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岗位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通过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训练、定向培训和公益性岗位等多种途径，对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并积极求职的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包括：

（一）零就业家庭的成员；

（二）残疾人；

（三）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成员；

（四）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

（五）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

（六）其他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数据库，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确定、就业状态和退出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就业形式，开发公共服务类、便民类和其他公益性就业岗位，拓宽公益性岗位范围，确保城镇有就业需求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第五十二条 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可以向所在地街道（乡、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构申请就业援助，经确认属实的，纳入就业援助范围。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向高校毕业生收取抵押金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退还所收款项。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商务行政部门或者工商管理部门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或者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百元以上2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职业中介机构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提取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

第五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服务机构违反就业促进法律、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套取就业优惠政策；

（二）拒不执行政府有关促进就业扶持政策和措施的；

（三）对投诉和举报故意推诿、拖延或者对侵犯劳动者就业权益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虚报促进就业考核指标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情形。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