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机构注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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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机构注册细则
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机构注册细则
（国检监（１９９４）１０８号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条 根据《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管理办法》和《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机构评定认可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申请从事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的评审机构（以下简称评审机构）经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评定认可后须向国家商检局注册。
第三条 评审机构持工作委员会批准认可的通知书，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交纳日常监督费用由国家商检局办理注册手续，国家商检局经核准在“质量体系评审机构评定认可注册审批表”上签署注册意见后颁发“评审机构注册证书”。
第四条 国家商检局注册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到期后如要延长，应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按《评审机构认可细则》规定的要求和程序组织复评。经复评合格后，重新换发注册证书。
第五条 获得注册证书的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机构可在注册有效期内，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扩大评审范围的申请。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按《评审机构认可细则》规定的要求和程序对扩大评审范围部分组织评定。评定也可在有效期满前与复评合并进行。
第六条 国家商检局委托工作委员会不定期发布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评审机构名录，向社会有关方面提供已注册的评审机构的有关信息。
第七条 工作委员会在有效期内对已注册的评审机构进行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对该评审机构作出限期改进、停止评审工作或由国家商检局吊销注册证书的决定。
（一）评审机构的基本条件发生较大变化，达不到评审机构认可办法评定认可准则规定的要求；
（二）有意出具失实评审报告；
（三）评审活动中发生较大失误并引起严重后果。
第八条 本细则由国家商检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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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拒绝术前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的思考
韩怀忠
11月21日，一件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孕妇及胎儿死亡事件举国震惊。
当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22岁的孕妇因呼吸道感染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医院决定将身无分文的孕妇免费收入医院治疗，为挽救孕妇及胎儿生命，医生欲为孕妇行剖宫产，但其34岁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此期间，医院上至院长、下至医护人员一直守在病人旁，并且破例在病房临时设立了手术室。为了动员患者的丈夫签字，医院不惜向公安机关救助，加上在场的其他患者和记者苦心相劝，但这位患者的丈夫仍不为所动，并承诺为不签字的后果负责。医院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患者或家属不签字，不能手术”。在医院进行了所有的努力后，最终只得选择眼睁睁地看着两条生命渐渐远去。
在我国，重大医疗事项签字同意制度由来已久。曾经有医生出于职业的本能，在患者方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为患者采取了某些更积极的治疗措施，尽管疗效不错，但换来的却是患者日后的投诉，结果医院和医生陷入了医患纠纷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才使得今天的医疗机构，在执行知情同意方面，不敢打丝毫的折扣。
本来只要及时剖宫产就有可能保证母子平安的普通的临床急诊演变成一场社会悲剧，令人痛心。我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一个个可能挽救孕妇生命的机会被一一错过。就好像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水，但大家惟一可做的只是等着生命之花悄无声息地枯萎。
事件发生后，医护人员痛心，民众震惊，舆论一片哗然。这一事件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法律、伦理、医患关系问题，人们在谴责患者无良的丈夫行为的同时，也引发了“谁该为两条生命负责”的争论。
毫无疑问，按照现行的医疗卫生法律规范，医院和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没有过错。正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表示的那样，手术不同于一般检查，医疗机构在手术之前征得患方同意并签字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患者有自行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同时，签字手术也是防止医院滥用治疗权利的有效方法，这种做法符合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此同时，手术之前必须征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并签字，并不表示医院是在规避风险和转移责任。签字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按照医疗规范来做，照样要承担责任。
在本起事件中，医院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其特定关系人仍明确拒绝手术情况下，一边积极说服，一边抢救治疗，做好手术准备，其做法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要求。虽然相关法规赋予医院和医生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干预权”，但其行使的前提是“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没有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在此事件中，医院的干预权受到了患者特定关系人的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据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妇产科、呼吸内科、心内科等专家进行的评审认定：孕妇就诊时病情已非常严重，医院的特殊干预权受到了患者家属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最终死亡不可避免。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后，许多人不是去谴责孕妇无良的丈夫，而是对医院的做法提出诸多质疑，指责医生的冷漠和医院的铁石心肠。许多人凭着朴素的感情，对这对母子如此死亡不能理解，他们认为救死扶伤应该是没有条件的，用不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认为医院在违法与救死扶伤两难中选择了循规蹈矩，放任了两条生命消失后果的发生，难以逃脱道德的谴责；更有所谓的专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表评论，认为抢救存有缺陷，无中生有地指责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中有8人查不到资质。所有这些，令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倍感心寒。
好在本起事件发生过程中有记者在场，有众多的患者和警察作证，有现场拍摄的录像，医院和医生才有幸避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医德批判；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专家组也对当时的抢救过程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对孕妇施予了包括使用面罩氧疗、无创呼吸机、手动呼吸器、经气管插管进行有创机械通气等呼吸支持的有效救治，采取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措施，不存在抢救缺陷；北京市、区两级卫生执法机构也很快通过调查为参与抢救的31名医务人员出证，确定他们均具有合法的医护资质。
尽管目前事态已渐平息，但本着客观和依法执业的精神，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有必要对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予以反思。
首先，从尊重法律的层面上看，这实际是个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问题。法律只可能规定程序正义，而不可能规定实体正义，当然程序正义应当向实体正义靠近。病人在术前签写手术同意书是一个法定程序，其目的是明确医患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知情同意从本质上是尊重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何其他的人不得侵犯。在法制社会，公民的一切活动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在医疗卫生领域，法律规范是保证医生实施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义务和保障公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医生的行为最终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这绝对没有错。这起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像孕妇的丈夫这种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他一定会为他的愚蠢和缺乏责任心而后悔，良心的十字架将让他背负终生。如果我们仅凭感情用事，以情感和道德突破法律底线，不仅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会发生更多的草菅人命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医疗法律规范，几名医生一商量就可决定给谁做手术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会造成多少人间悲剧？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保护了绝大多数患者，社会和人们应多些理性。否则，仅凭感情用事，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只会是句空话。
其次，从人们的情感与道德的层面上看，在患者的认知存在明显谬误时，出于人们善良的情感考虑，医生似乎可以在患者或家属不签字的情况下，从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的角度，替患者做出进行手术的选择。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医疗风险无处不在，不仅是手术，即使是普通感冒或注射一针抗生素就有可能使貌似身强力壮的人瞬间失去生命。如果医生替危重病人行使了决定手术的权利，最终也没能挽救患者的性命，这时，法律能因为医院或医生从道德的角度为生命担起了责任而给医院或医生一个宽恕的理由吗？法律会因此放过违反法律的医院或医生吗？孕妇家属会因此放过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施行手术的医院或医生吗？如果法律问责，患者家属维权，谁来保护医院？谁来保护医生？
第三，从目前医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层面上看，近年来，由于医患关系紧张，一方面病人失去了对于医生的基本信任，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在治疗程序上更加谨小慎微，在遵守程序与救死扶伤两难选择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通过遵守程序，医院和医生规避了一些麻烦，但过分强调程序也使患者多了一份风险。医生在开展工作时，畏手畏脚，不能大胆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更不敢冒险开展新的医疗项目,使得医疗技术水平难以提高，更使得一些本有一线生机的危重症患者失去治疗机会，到头来，受危害最大的还是患者。因为，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是规避医疗风险的最佳途径。以前，社会风气好的时候，医生很受尊重，许多乡村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们所诊治的病人去世了，出殡的时候，家里人会专门到村医务室给医生鞠躬，感谢他们，尽管病人没有救过来，但他们认为医生是尽力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由于医患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患者家属认为医生就该治好病人，治不好都是医生的责任，人死了就闹医院打医生。如何保护病人的生命权、被救助权和手术权，如何让医院救死扶伤而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当生命垂危的病人已经不能有效表达对于自己病情的处理意见，而其亲属又不能或者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应该有相应的国家担保制度，还应该建立针对类似本起事件当事人一类的流动人口的医疗救助保障机制，使病人得到最为及时有效的抢救和治疗。
第四，从进一步完善医疗法律规范上看，现行的某些医疗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的缺陷，自觉不自觉地为医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应该引起重视。比如，所谓的医疗纠纷举证倒置，看似维护了患者的利益，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实际上是在用法律手段逼迫医生在为患者看病的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行医过程没有过错，把无处不在的医疗风险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医生身上，结果，医院怕出官司，医生进行保护性医疗，不敢开展高风险的诊疗，其远期后果必定是扼杀医生的探索性和积极性。因为许多危重病例是要靠医生临时的“现场发挥”才能挽救生命的，扼杀医生发挥和积极性，说得严重些，实际上等于变相杀人。此外，我们目前强调医疗透明，强调患者的知情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分的透明和知情，会不会使医疗过程烦琐复杂，人为制造消极医疗和扩大医疗盲区，加剧看病难，并成为急诊急救的绊脚石！会不会使我们的急诊急救到了“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的荒唐程度，也值得我们反思。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研究
张喜亮
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某些地方公有制企业不足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未来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必须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新的作为。
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在我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动关系需要
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有个比较确切的表述即劳使关系。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新中国历史上，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此后的几十年里，非公制经济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社会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动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地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广东某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忧郁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过劳死”的案例时有报道。“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动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动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为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30年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动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打工仔”用脚投票，致使其“民工荒”的现象足以说明劳动关系的对立紧张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工会且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化，情况或许就不至于这样。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残酷的压榨和无情的剥削。不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一个筹码；发达国家的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员工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的联合后有工会组织的联合。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融入经济的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动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动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动关系。一些外国政府对我国贸易提高关税或人权方面的责难，往往使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如果在我国的企业中，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且确实发挥作用的话，就能够使我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等国际活动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中国工会工作的新挑战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竞争领域逐步退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3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工会的工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号称1.50亿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工会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公有制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不少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其中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或御用工会不乏其数，工会在这些经济组织中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兄弟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动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共享，中国工会必须迎接这样的挑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起合法而有用的工会组织。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一些公有制的经济组织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国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所要这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荒谬之极，是对组建工会工作的误解。他们的这些误解，上行下效，自然对全社会都有影响，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有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存在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是摆设没有作用或者有作用也微乎其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实地调研：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该店是否有工会，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某企业员工进行工会性质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制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给予员工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
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工作的重点集中的其它方面，如集中在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做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试图靠发强有力的文件来组建工会等等，就是忽略了员工自身的愿望、要求和意识。
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也比较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与党委和行政机关联手下发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各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每年工会组建率指标等等。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对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启发员工自愿建会的意识、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等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全国总工会也提出，要“以工会的理论创新带动工会工作创新”。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30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21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的职能，从而进行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动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动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动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美国地铁工人罢工和英国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事件，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发电影票（现在也几乎没有了）、搞娱乐活动（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等。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30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30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的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受其本国工会形象的影响起初对在华公司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执政党、政府、雇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韩怀忠
11月21日，一件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孕妇及胎儿死亡事件举国震惊。
当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22岁的孕妇因呼吸道感染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医院决定将身无分文的孕妇免费收入医院治疗，为挽救孕妇及胎儿生命，医生欲为孕妇行剖宫产，但其34岁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此期间，医院上至院长、下至医护人员一直守在病人旁，并且破例在病房临时设立了手术室。为了动员患者的丈夫签字，医院不惜向公安机关救助，加上在场的其他患者和记者苦心相劝，但这位患者的丈夫仍不为所动，并承诺为不签字的后果负责。医院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患者或家属不签字，不能手术”。在医院进行了所有的努力后，最终只得选择眼睁睁地看着两条生命渐渐远去。
在我国，重大医疗事项签字同意制度由来已久。曾经有医生出于职业的本能，在患者方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为患者采取了某些更积极的治疗措施，尽管疗效不错，但换来的却是患者日后的投诉，结果医院和医生陷入了医患纠纷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才使得今天的医疗机构，在执行知情同意方面，不敢打丝毫的折扣。
本来只要及时剖宫产就有可能保证母子平安的普通的临床急诊演变成一场社会悲剧，令人痛心。我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一个个可能挽救孕妇生命的机会被一一错过。就好像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水，但大家惟一可做的只是等着生命之花悄无声息地枯萎。
事件发生后，医护人员痛心，民众震惊，舆论一片哗然。这一事件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法律、伦理、医患关系问题，人们在谴责患者无良的丈夫行为的同时，也引发了“谁该为两条生命负责”的争论。
毫无疑问，按照现行的医疗卫生法律规范，医院和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没有过错。正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表示的那样，手术不同于一般检查，医疗机构在手术之前征得患方同意并签字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患者有自行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同时，签字手术也是防止医院滥用治疗权利的有效方法，这种做法符合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此同时，手术之前必须征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并签字，并不表示医院是在规避风险和转移责任。签字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按照医疗规范来做，照样要承担责任。
在本起事件中，医院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其特定关系人仍明确拒绝手术情况下，一边积极说服，一边抢救治疗，做好手术准备，其做法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要求。虽然相关法规赋予医院和医生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干预权”，但其行使的前提是“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没有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在此事件中，医院的干预权受到了患者特定关系人的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据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妇产科、呼吸内科、心内科等专家进行的评审认定：孕妇就诊时病情已非常严重，医院的特殊干预权受到了患者家属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最终死亡不可避免。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后，许多人不是去谴责孕妇无良的丈夫，而是对医院的做法提出诸多质疑，指责医生的冷漠和医院的铁石心肠。许多人凭着朴素的感情，对这对母子如此死亡不能理解，他们认为救死扶伤应该是没有条件的，用不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认为医院在违法与救死扶伤两难中选择了循规蹈矩，放任了两条生命消失后果的发生，难以逃脱道德的谴责；更有所谓的专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表评论，认为抢救存有缺陷，无中生有地指责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中有8人查不到资质。所有这些，令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倍感心寒。
好在本起事件发生过程中有记者在场，有众多的患者和警察作证，有现场拍摄的录像，医院和医生才有幸避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医德批判；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专家组也对当时的抢救过程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对孕妇施予了包括使用面罩氧疗、无创呼吸机、手动呼吸器、经气管插管进行有创机械通气等呼吸支持的有效救治，采取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措施，不存在抢救缺陷；北京市、区两级卫生执法机构也很快通过调查为参与抢救的31名医务人员出证，确定他们均具有合法的医护资质。
尽管目前事态已渐平息，但本着客观和依法执业的精神，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有必要对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予以反思。
首先，从尊重法律的层面上看，这实际是个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问题。法律只可能规定程序正义，而不可能规定实体正义，当然程序正义应当向实体正义靠近。病人在术前签写手术同意书是一个法定程序，其目的是明确医患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知情同意从本质上是尊重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何其他的人不得侵犯。在法制社会，公民的一切活动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在医疗卫生领域，法律规范是保证医生实施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义务和保障公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医生的行为最终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这绝对没有错。这起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像孕妇的丈夫这种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他一定会为他的愚蠢和缺乏责任心而后悔，良心的十字架将让他背负终生。如果我们仅凭感情用事，以情感和道德突破法律底线，不仅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会发生更多的草菅人命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医疗法律规范，几名医生一商量就可决定给谁做手术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会造成多少人间悲剧？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保护了绝大多数患者，社会和人们应多些理性。否则，仅凭感情用事，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只会是句空话。
其次，从人们的情感与道德的层面上看，在患者的认知存在明显谬误时，出于人们善良的情感考虑，医生似乎可以在患者或家属不签字的情况下，从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的角度，替患者做出进行手术的选择。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医疗风险无处不在，不仅是手术，即使是普通感冒或注射一针抗生素就有可能使貌似身强力壮的人瞬间失去生命。如果医生替危重病人行使了决定手术的权利，最终也没能挽救患者的性命，这时，法律能因为医院或医生从道德的角度为生命担起了责任而给医院或医生一个宽恕的理由吗？法律会因此放过违反法律的医院或医生吗？孕妇家属会因此放过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施行手术的医院或医生吗？如果法律问责，患者家属维权，谁来保护医院？谁来保护医生？
第三，从目前医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层面上看，近年来，由于医患关系紧张，一方面病人失去了对于医生的基本信任，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在治疗程序上更加谨小慎微，在遵守程序与救死扶伤两难选择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通过遵守程序，医院和医生规避了一些麻烦，但过分强调程序也使患者多了一份风险。医生在开展工作时，畏手畏脚，不能大胆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更不敢冒险开展新的医疗项目,使得医疗技术水平难以提高，更使得一些本有一线生机的危重症患者失去治疗机会，到头来，受危害最大的还是患者。因为，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是规避医疗风险的最佳途径。以前，社会风气好的时候，医生很受尊重，许多乡村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们所诊治的病人去世了，出殡的时候，家里人会专门到村医务室给医生鞠躬，感谢他们，尽管病人没有救过来，但他们认为医生是尽力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由于医患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患者家属认为医生就该治好病人，治不好都是医生的责任，人死了就闹医院打医生。如何保护病人的生命权、被救助权和手术权，如何让医院救死扶伤而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当生命垂危的病人已经不能有效表达对于自己病情的处理意见，而其亲属又不能或者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应该有相应的国家担保制度，还应该建立针对类似本起事件当事人一类的流动人口的医疗救助保障机制，使病人得到最为及时有效的抢救和治疗。
第四，从进一步完善医疗法律规范上看，现行的某些医疗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的缺陷，自觉不自觉地为医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应该引起重视。比如，所谓的医疗纠纷举证倒置，看似维护了患者的利益，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实际上是在用法律手段逼迫医生在为患者看病的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行医过程没有过错，把无处不在的医疗风险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医生身上，结果，医院怕出官司，医生进行保护性医疗，不敢开展高风险的诊疗，其远期后果必定是扼杀医生的探索性和积极性。因为许多危重病例是要靠医生临时的“现场发挥”才能挽救生命的，扼杀医生发挥和积极性，说得严重些，实际上等于变相杀人。此外，我们目前强调医疗透明，强调患者的知情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分的透明和知情，会不会使医疗过程烦琐复杂，人为制造消极医疗和扩大医疗盲区，加剧看病难，并成为急诊急救的绊脚石！会不会使我们的急诊急救到了“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的荒唐程度，也值得我们反思。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研究
张喜亮
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某些地方公有制企业不足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未来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必须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新的作为。
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在我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动关系需要
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有个比较确切的表述即劳使关系。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新中国历史上，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此后的几十年里，非公制经济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社会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动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地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广东某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忧郁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过劳死”的案例时有报道。“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动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动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为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30年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动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打工仔”用脚投票，致使其“民工荒”的现象足以说明劳动关系的对立紧张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工会且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化，情况或许就不至于这样。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残酷的压榨和无情的剥削。不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一个筹码；发达国家的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员工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的联合后有工会组织的联合。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融入经济的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动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动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动关系。一些外国政府对我国贸易提高关税或人权方面的责难，往往使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如果在我国的企业中，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且确实发挥作用的话，就能够使我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等国际活动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中国工会工作的新挑战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竞争领域逐步退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3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工会的工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号称1.50亿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工会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公有制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不少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其中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或御用工会不乏其数，工会在这些经济组织中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兄弟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动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共享，中国工会必须迎接这样的挑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起合法而有用的工会组织。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一些公有制的经济组织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国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所要这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荒谬之极，是对组建工会工作的误解。他们的这些误解，上行下效，自然对全社会都有影响，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有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存在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是摆设没有作用或者有作用也微乎其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实地调研：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该店是否有工会，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某企业员工进行工会性质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制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给予员工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
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工作的重点集中的其它方面，如集中在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做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试图靠发强有力的文件来组建工会等等，就是忽略了员工自身的愿望、要求和意识。
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也比较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与党委和行政机关联手下发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各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每年工会组建率指标等等。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对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启发员工自愿建会的意识、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等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全国总工会也提出，要“以工会的理论创新带动工会工作创新”。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30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21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的职能，从而进行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动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动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动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美国地铁工人罢工和英国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事件，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发电影票（现在也几乎没有了）、搞娱乐活动（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等。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30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30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的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受其本国工会形象的影响起初对在华公司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执政党、政府、雇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