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作品看法官的裁量权/方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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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集体土地征收 征收补偿机制 征收补偿款分配
　　内容提要: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现状遇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质问。改革并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应当在“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指导下，在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和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征收程序等立法内容。尤其是，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和个体成员权、全面落实集体土地确权发证的前提下，应注重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个层面，完善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乃至自留地、自留山的分类征收及其补偿机制。应强调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征收利益。


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国外发展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诘问。在酝酿制定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之际，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一、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更新与立法原则的确立

“所谓法的理念，是指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从学术角度看，它是法及其适用的最高原理;从实践看，它是社会成员及立法、执法或司法者对待法的基本立场、态度、倾向和最高行为准则。”[1]鉴于立法理念对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和适用的基石性作用，考虑到现行征收制度的实践困境，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亟需在更新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基础上，确立土地征收的立法原则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理念更新:“抑公扬私”[2]

在绝大部分学者看来，征收具有行政主导性，或认为“公益征收是典型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应属于行政法上的制度”[3]，或认为“征收是以行政行为为主，依次兼有民事行为、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的混合行为”[4]。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实践也全面反映了征收的行政主导性，形成了“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但是，集体土地征收“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既不符合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基本法理，也与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背道而驰。而且，无论是征收中的现实诉求还是域外经验，都要求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完善必须首先要实现立法理念由“扬公抑私”向“抑公扬私”的更新或转变。

1.立法理念更新的现实诉求:“扬公抑私”的立法体现及其弊端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留下了深深的行政主导性的烙印，由此引发的实践困境亦暴露了制度设计的弊端。首先，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符合公共利益是征收合法化的基础，也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前提。但是，我国涉及征收条款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征收决定只有在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后才予以公告。由此可见，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立法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实践中假借“公共利益”的商业征收大行其道、[5]集体成员的“特殊牺牲”被无限放大不无关系。其次，征收补偿中的行政主导性及其对集体成员财产权的侵害。2005年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单方决定对方的财产价值;《土地管理法》规定的“6－10倍”、“4－6倍”的补偿幅度，又继续授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反映政府都是按照该幅度(6－10倍或4－6倍)的下限进行补偿。”[6]而且，“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78.78%的受访农户表示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仍有12.17%的受访农户反映根本没有获得过补偿款，另有5.57%的受访农户则表示不清楚是否获得了补偿款。”[7]第三，征收利益分配上的公私失衡及其对集体成员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损害。《土地管理法》按农业用途给予产值倍数补偿的规定，在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足额价值的同时，突显了行政机关的优越性，造成了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悬殊。有学者指出:“补偿款的分配格局是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8]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一方面可能导致低廉的征地补偿款与高昂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额“剪刀差”，诱发地方政府的征地敛财冲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地人生活水平下降，发展能力丧失或者受限。“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国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9]第四，征收程序中的行政主导性与集体成员参与的有限性。按照《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相关权利人对征收决定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2.立法理念更新的域外启示:“抑公扬私”的立法经验及其优势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美、英、澳、德等发达国家，土地征收工作都能平稳进行，并未发生甚为严重的征地冲突。”[10]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域外征收立法中“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及其立法实践。“抑公扬私”的域外立法经验主要体现在:首先，不仅明确、严格地界定公共利益，要求事先进行公共利益调查和公告，而且还赋予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异议的司法救济权以及一定期限内被征收客体未用于公共利益的撤销权或买回权。例如，“受葡萄牙《征收法典》的影响，澳门第12/92/M号法律规定，在征收完结后的3年期间内，被征收的财产未被用于当初所说的特定公共利益或不再继续用于该特定公共利益时，被征收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申请购回该财产。”[11]显然，无论是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还是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和事后的买回权，都有利于促进征收更符合公共利益，进而不仅可以防止公权力假冒征收之名肆意侵害私权，而且更容易获得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为被征收人争取公正合理的补偿提供协商的前置程序，尽量使争议消解于意思自治的协商过程中。例如，“美国俄亥俄州1971年的《新统一法典》第163条规定的土地征收程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谈判阶段。美国要求征收人尽一切努力与土地权利人达成协议，以免进入司法程序。”[12]“在香港，有80－90%是由地政部门与土地权利人通过协商解决补偿问题的。”[13]此外，“从征地补偿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不仅补偿财产的直接损失，对间接损失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仅补偿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且对于存在该财产上的其他物权、债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均在补偿的范围之内。”[14]按照市场价格先给予足额的公平补偿，不仅为协商补偿提供了谈判的平台，而且充分尊重了被征收人的私权。第三，在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两个环节都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为私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创造了可能性。例如，“在法国，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就行政程序的‘批准公用目的’和‘可以转让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越权之诉，法院有权管辖并且进行合法性审查，倘若违法即有权撤销不合法的命令;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在征收土地所有权的移转和补偿金的确定方面，亦有普通法院管辖。”[15]或者在征收补偿环节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而在征收决定环节要求征收机关通过司法救济而非行政手段强制征收。例如，“《俄联邦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同意征地机关作出的征地决议，则作出征地决议的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关于赎买土地的诉讼。如果双方就征地赎买价格或其他赎买条件无法达成协议，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16]显然，在征收决定环节由征收机关提起强制征收诉讼，比被征收人提起抵制征收诉讼更能突显对私权利的维护。

(二)协调发展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作为征收制度的具体原则，分别侧重于征收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征收补偿的确定，将其作为征收的基本原则有失偏颇，本文认为，基于“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协调发展原则不仅可以涵盖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而且还能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征收协调发展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就主体及其权利而言，不仅要协调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利益，而且须兼顾集体成员之间的横向利益;不仅要平衡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外部利益，还须考量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内部利益。就其目的观之，通过利益分配协调机制的构建，不仅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实现，还要促进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开发、可持续化利用，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核心是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不仅是还权于民，赋权于民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宪政上发展权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体现的是，需要对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它孕育着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征收协调发展原则的制度构建，主要体现在:第一，要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用地，并分别建立不同的供地体系。“农地征收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应绝对禁止为商业目的的征收。”[17]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征收的意义在于，农地是不可再生且急剧减少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众多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社会稳定，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征收。“在立法上，我国可以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体例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除了抽象出‘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如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受益对象的不特定性，还应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外延。”[18]同时明确规定: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供地;而商业性用地只能通过市场机制供地。由此，实现缩小征地范围的发展战略，把被征收人不得已的“特殊牺牲”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允许集体土地的权利人即农民集体与个体有机会分享市场机制供地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第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在集体成员与政府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公平交易最能体现财产的真正价值，通过市场认定财产价值才可能是公正的，因此‘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或‘给予合理补偿’规则，理应以市场价值补偿为原则，以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依归，并坚持补偿标准的动态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19]这样既可以增加集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征地成本，控制土地财政的诱因，促使“卖地式”土地财政向“税收式”土地财政转型。当然，非为公共利益所需的商业征收，其补偿额度之确定应该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将农地供需双方完全置于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其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定价，防止公权力不当干预。[20]另外，还应增加集体土地投入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补偿项目。第三，正确区分土地增值的产生原因，借鉴英国“如果该土地已经按计划授予使用许可，或者是预见到将来的使用合理性，经过政府批准，可以适当考虑因规划批准引起的地价上涨部分”[21]的立法经验，让被征收人适当获得集体土地如若未被征收状态下已经可以合理预期的增值收益。第四，促进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创新和完善。实践提示，应特别重视实物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强化对被征收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长久保障。例如，可以吸收实践中的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入股安置补偿、重新就业安置补偿、异地移民安置补偿等;应当将撤销集体建制的被征收人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其他被征收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提供其在城镇就业的机会。

(三)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收对程序的依赖性。基于“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应当在淡化行政权力公法因素、强化财产权利私法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筑，引领征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并非是对有关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忽视或弱化，相反恰恰是以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合理设置及其执行的正当性为前提，而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亦可彰显征收程序中的私法要素。

集体成员参与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的整个过程中，从公共利益的认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设计、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到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全面打通被征地集体成员的介入渠道，保障集体成员可以提前介入、实质介入，强化集体成员的征收话语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主要包括全面参与和实质参与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基于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第一，如果征收集体土地并不符合立法列举的公共利益，而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予以判断，则应当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概括性规定的判断”建立集体成员听证机制;另外，不管是符合列举性还是概括性公共利益的征收决定，均应赋予被征收人异议权和司法救济权。第二，完善公共利益调查、征收通知与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听证、独立机构的征收裁决等具体程序。第三，征收补偿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对价，应当建立协商补偿的前置程序、协商不成后的价值评估规则以及补偿款的提存办法，赋予被征收人征收补偿的司法救济权。第四，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当被征收的集体土地未用于非公共利益时，赋予被征收人在一定期限内优先购回被征收土地的买回权。

二、不同类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剖析

(一)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前置性问题

按照所有权分类，集体土地分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按照客体分类，集体土地可以分为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自留地、自留山等。[22]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权属主体的明晰和权属客体的确定，是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两个重要前置性问题。

首先，要改造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理清本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现实，就调查的数据而言，“几乎半数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41.91%);只有不到1/3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村集体所有’(29.57%);分别有很少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乡(镇)集体所有’(3.56%)或‘村小组所有’(6.23%)。从访谈得知，在很多农户看来，村集体代表国家，所以才有如此比例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23]所以应当剥离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还权或赋权给集体经济组织，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集体成员意志并维护集体成员利益的代表机关;让集体成员既可以以用益物权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征收，又可以以集体成员的身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间接参与征收，由此增强各权属主体参与征收的积极性。同时，须清晰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的关系，避免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

其次，在实质性确权的基础上全面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登记发证。登记发证是明晰补偿范围和权属主体，避免补偿款归属纠纷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的现状不容乐观。2010年全国12省调查数据显示，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在政府部门进行权属登记的仅占到24.1%;在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只占到33.3%和16.7%。“2007年全国10省调查数据显示，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仅占到72.54%;在广东省，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更是只占到20.99%。”[24]不同类型集体土地的差异，决定了其征收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对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类型化梳理，分别从拥有用益物权的集体成员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两个层面剖析征收补偿机制，既可以引发更深的法理反思，又可以促进补偿机制的合理化乃至系统化构建。

(二)耕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既然我国对耕地普遍采用发包的经营方式，那么探究耕地的补偿机制自然应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作为切入点。根据现行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收可获得两类补偿:一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若被征地人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安置补助费。二是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中的一部分。根据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一些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了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其主要内容为:首先，规定了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并且已经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款应当全部用于分配。不同的是，吉林省2009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意见》(简称《吉林分配意见》)规定，“全部用于农户分配”;而山西省2005年《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简称《山西分配办法》)规定，“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其余20%平均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次，规定了集体土地被部分征收或虽被全部征收但尚未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当用于分配的固定比例或者有限的浮动比例。例如，《吉林分配意见》规定了“80%用于农户分配，20%留归集体经济组织”的固定比例，河南省2006年《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的意见》(简称《河南分配意见》)和甘肃省2006年《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不得低于80%的比例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浮动比例，湖南省2008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必须将不少于75%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海南省2006年《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其余部分均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是观之，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有两个弊端:首先，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已经明确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准确地讲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中拿出绝大部分分配给被征地人，不仅可能模糊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独立征收客体的法律地位，而且还会影响到集体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直接行使征收参与权。其次，各省市规定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比例既有固定比例、又有浮动比例，浮动比例又有不少于80%、75%和70%的不同规定，并允许集体成员在浮动比例范围内民主决定具体分配比例，势必加剧分配比例的参差不齐。[25]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发包几乎都开始于1999年，且农地承包期均为30年的情况下，参差不齐的分配比例必然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益程度不均，有违民事权利平等保护原则。

浙江省大大常委会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2001年11月2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1年11月9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保护献血者健康，保证受血者安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献血活动和献血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省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医务人员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制定献血工作规划，保障献血工作经费，并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献血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
献血管理机构负责办理血液管理工作的具体事务。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献血工作。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广泛宣传献血的意义，普及血液和献血的科学知识，开展预防和控制经由血液途径传播疾病的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将血液和献血的科学知识列为学生健康卫生教育内容。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免费刊播血液和献血的科学知识。
在公共场所开展献血活动，有关单位应当提供方便，免收各种费用。
第七条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对献血事业进行捐赠。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个人无偿献血累计一千毫升以上的；
（二）宣传、动员和组织无偿献血成绩显著的；
（三）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教育成绩显著的；
（四）研究、推广临床用血新技术成绩显著的；
（五）对献血事业捐赠有突出贡献的；
（六）为献血工作做出其他显著成绩的。
第二章献血
第九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献血工作规划和本地实际，拟定年度献血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年度献血计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献血计划实施方案，并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共同实施。
第十条献血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有关单位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织献血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科学、合理安排采血时间、采血对象。
第十一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的适龄健康公民参加献血，配合献血管理机构和血站组织的采血工作。
第十二条公民可以凭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到血站或者其设置的采血点、流动采血车献血，也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参加由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献血。
第十三条鼓励公民参加成分献血。机采成分血量折合全血量的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鼓励具有稀有血型的公民根据医疗急救用血需要参加献血。
第十四条公民献血后，血站应当及时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
第十五条献血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献血者名库、采供血信息和稀有血型公民资料库，逐步实现全省联网管理，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查询、核对服务。
第十六条禁止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
禁止雇用他人献血。
禁止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无偿献血证书。
第三章采血和供血
第十七条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血站的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献血体格检查标准和采血、储血技术规范以及有关管理制度，保护献血公民的健康，保证献血质量；
（二）采集、储存血液；
（三）做好医疗供血工作；
（四）负责输血技术的业务指导工作。
第十八条设立血站必须符合本省的血站设置规划，并具备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要求的场所、设施、设备和从业人员等条件。
设立血站，必须依法取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血站，不得从事采血、供血和成分血分离的活动。
第十九条血站的设置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计划、财政、人事等有关部门，根据本省献血工作实际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血站设施、设备和从事采血、供血、储血、还血工作所必需的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保障。
第二十一条血站应当为献血者提供优质服务，向社会公布献血地址和联系方式，方便公民献血。血站根据采血需要，可以在其执业区域内设置采血点或者配备流动采血车，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二条血站的采血、供血活动，必须符合核定的采血、储血技术规范，遵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有关制度、规程和标准。
第二十三条血站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对献血者免费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检查前，应当核对献血者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核对，人、证不符或者经检查不符合献血条件的，不得采血。
第二十四条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二百毫升，最多不得超过四百毫升，两次采集间隔期不少于六个月。
血站应当对采集的血液进行检测，向医疗机构提供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
第二十五条献血者经健康检查不符合献血条件或者在献血后经血站检测血液不合格的，血站应当向其本人说明情况，并给予健康忠告或者指导其作进一步检查及就医。
血站应当对献血者的身体健康状况保密。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在特殊情况下，为保证应急用血确需临时采集血液的，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确保采血、用血的安全。
第二十七条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血站、医疗机构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
第四章医疗临床用血
第二十八条本省实行无偿献血和免费用血相对应、家庭成员互助用血和社会互助用血相结合的临床用血制度。
前款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公民的配偶、父母和子女。
第二十九条公民临床需要用血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交付有关费用。
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可以按照规定标准享受临床免费用血。
第三十条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庭成员按照下列标准同时享受临床免费用血，免交临床用血互助金：
（一）公民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按献血量不超过五倍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五年后免交与其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无偿献血累计达一千毫升以上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二）其家庭成员五年内免交与其献血量两倍的临床用血费用。
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庭成员临床用血的免费部分，凭无偿献血证书和有关用血收款凭据向献血所在地献血管理机构结算。
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在第一款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庭成员制定其他优惠措施。
第三十一条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临床需要用血的，凭本人无偿献血证书、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成员身份证明用血，免交临床用血互助金。
第三十二条下列公民需要医疗临床用血时，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其他有效证明用血，免交临床用血互助金：
（一）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二）超过五十五周岁的公民；
（三）身体状况不符合献血条件的。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外的公民需要医疗临床用血的，应当交纳临床用血互助金。
医疗机构及其有关工作人员应当在收取临床用血互助金前，将免费用血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并就其家庭成员可否无偿献血征求该当事人的意见。
公民医疗临床用血后，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无偿献血的，退还临床用血互助金本金，对献血者，发给无偿献血证书。
第三十四条临床用血互助金按国家规定的公民临床用血费用的两倍交纳，但一次住院期间最高不超过一千毫升临床用血费用的两倍。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临床用血互助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临床用血互助金积余部分必须用于献血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五条患者临床急救需要用血的，医疗机构应当先行提供所需血液。用血后，患者或者其家庭成员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有关证明或者补办用血手续。
医疗机构不得以未办理用血手续或者未交纳临床用血互助金为由，拒绝提供急救所需血液。
第三十六条全省的无偿献血量达到基本满足临床用血量后，省人民政府可以中止实行临床用血互助金制度，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制定用血计划，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临床输血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对医务人员加强执业规范教育，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第三十八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义务结合临床用血工作，向受血者及其家庭成员介绍献血、输血和血液的科学知识，宣传无偿献血的意义。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雇用他人献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无偿献血证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该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临床用血互助金标准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设立血站或者未经批准从事采血、供血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工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卫生行政部门、献血管理机构和血站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玩忽职守，导致所采集血液浪费的；
（二）违反规定审批设立血站的；
（三）贪污、挪用献血工作经费、临床用血互助金的；
（四）违规收取或者不及时退还临床用血互助金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施行前在本省无偿献血的公民，在本办法施行后本人及其家庭成员需要医疗临床用血的，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